一九四九年初，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两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即一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七届二中全会。

一月八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对将革命进行到底，粉碎美蒋新的和平阴谋和向全国进军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和一九五〇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行进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决议对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问题作了估计，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对美帝国主义在革命阵营内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这一阴谋计划，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决议指出：为了保证胜利，我们还要进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政策教育，还要学习很多东西。决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的十七项任务。决定在北平解放后召集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一九四九年“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祖涵、董必武、张闻天、彭德怀、林彪、康生、李富春、李立三、陈毅、贺龙、邓小平、蔡畅、陆定一、聂荣臻、李先念、邓子恢、谭震林、陈绍禹、邓颖超、王稼祥、王震、云泽等。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全会批准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与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一九二七年以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在乡村，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但是，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只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他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有了它，中国人民就可以“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对党的经济政策，作了理论上和原则上的说明，批评了在这些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他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他进一步分析说：

第一，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是进步的。由于这一点才产生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落后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谁要是忽视和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www.daowen.com)

第三，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大量的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轻视和忽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四，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的第二位，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要对它加以限制。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的限制政策，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的反抗。“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认为不要限制资本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如果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第五，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和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总之，“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对外贸易实行统制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考虑到阶级斗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变化，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全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以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现象。这些适应革命新形势而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措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七届二中全会和毛泽东的报告，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及时地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分析了中国的各种经济成份，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生产建设任务和这个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问题；探讨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毛泽东的报告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