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教育和社会科学事业，密切配合了人民革命斗争的进行，并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而不断发展。

新闻事业方面，抗战时期创刊的报刊继续出版，并创办了一些新的刊物。《解放日报》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出了最后一期后停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东北日报》创刊。十二月，苏皖解放区出版《新华日报》华中版。一九四六年五月，晋冀鲁豫解放区出版《人民日报》，一九四八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它同《晋察冀日报》合并，于六月十五日创刊了华北地区统一的报纸《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二月，出北平版。它实际上代替了《解放日报》，起着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作用。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地方及专业报刊大量增加。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不完全统计，共有中央及地方各种报纸二百六十三种，各种杂志一百一十四种。

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群众》半月刊继续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停刊。《群众》杂志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迁至上海，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后，移至香港继续出版。由于国民党的迫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另一刊物《文萃》周刊改为丛刊形式，秘密在上海出版，至一九四七年七月，由于负责该刊的共产党人被捕才停刊。这些刊物，尽管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绞杀，但它们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揭露美蒋内战阴谋，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教育事业方面，各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有发展，尤其是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更有了长足的发展。据一九四七年初统计，东北、晋冀鲁豫、山东、陕甘宁解放区共有大学七所，学生一万二千余人。中学二百一十所，学生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人。小学八万七千八百九十八所，学生四百八十五万三千零七十九人。一九四八年，东北解放区共有小学一万七千七百多所，学生达一百六十八万八千人。中学一百四十五所，学生达六万余人。

在解放区，几乎村村有小学，每个区（县以下单位）有一所或几所中心完全小学。中小学都实行“教学做合一”，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同时加强政治教育，引导师生参加土地改革和支前活动。学生在学校中既有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积极性，又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和高度的政治热情。在社会教育方面，如不脱离生产的民众小学、冬学、识字班和读报组等更是普遍。山东解放区一九四六年有这样的小学二万三千七百多处，学生一百三十五万余人。

在高等教育方面，陕甘宁边区有延安大学，是培养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工作干部的学校。全校有三院一系，即行政学院、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及医学系。东北解放区有大学四所，是各解放区中大学最多的地方。东北大学一九四六年三月在安东开课，有教职员五百人，学生近二千人。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一九四五年冬在张家口复校。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邢台成立。随着华北解放区的扩大和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一九四八年八月在石家庄附近的正定，正式由华北联大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了华北大学，由吴玉章和范文澜、成仿吾分任正副校长，其主要任务是吸收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中学生和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为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干部，全校共分四个部，八个研究室，此外还附设农学院、工学院等。一九四九年初，在河南开办了中原大学。这些大学的开设，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解放后办大学教育积累了经验，准备了干部。这些学校培养的人才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社会科学战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养了一批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人员。(www.daowen.com)

他们曾分别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同一切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文化作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制造舆论，培养干部，教育人民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对哲学和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一九四九年秋天，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北平纷纷成立研究会或学会筹备会，加强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的团结，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除毛泽东的著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外，还出现了一些政治历史方面的著作。如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及直接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论著《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许多历史学家，在参加革命斗争活动的同时，写了不少论文和专著。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吴晗等都有论著问世。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一九四八年由华北新华书店出修订版。它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比较完整的中国通史。他的另一著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一九四七年二月华北新华书店修订出版，作为《中国通史简编》第七、八分册。

一九四九年修订重版），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开创性著作，它显然影响了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出版了第一、二卷，在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他继续撰写该书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史）。他写的《孙皓的末日》、《评南北朝的幻想》等文章，在反蒋的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一场文艺思想上的论争，即对胡风等人的“主观论”的讨论和批评。一九四五年一月，由胡风主编在重庆出刊的《希望》第一期上，刊登了舒芜的长达四万余字的《论主观》一文。胡风在《编后记》中为该文写了如下的按语：“《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并要读者认真阅读，而且要“无情地参加讨论”。同期还刊登了他自己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的论文。以后在胡风等人办的《希望》、《呼吸》等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发挥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主要论点是：（一）认为“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外，‘主观’这一范畴已被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并说这就是马列主义哲学“约瑟夫阶段”的“特质”。（二）“所谓主观，是一种物质性的作用……即是一种能动的用变革创造的方式来制用万物以达到保卫生存与发展生存之目的的作用”。（三）“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详言之，人类并不是用自然生命力或社会势力来斗争，而是用真正的主观作用来斗争；也并不是为了社会本身或自然生命而斗争，而是为了那比自然生命本质上更高并且中间就有机的统一了社会因素的主观作用之真正充分实现而斗争的。”（四）主观作用是为使人类“从这种直接仰赖（自然）的状态脱离开来，反把自然的简单的原体变为更复杂的新的东西，也就是把所需要的而自然中本来没有的创造出来。必须如此，才可以脱离自然的束缚，反而不断战胜自然，以争取无限的生存机会，真正实现了大宇宙的本性——生生不已的‘天心’。而当这生命力在全新的基础上被使用之时，亦即人类屹然出现于大宇宙之日。人类，便是大宇宙的进化力之具现。”这些论点表明，胡风、舒芜等人认为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是人们的主观意识支配和决定客观存在，主观作用成了高于一切、决定历史的基本因素。从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出发，他们在文艺上提出了“主观精神”、“战斗要求”和“人格力量”三个口号，作为文艺的指导思想，认为这就是文艺上的根本问题。

“主观论”出现之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重庆文艺界进行了讨论。一九四八年春，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上，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文章对“主观论”进行了较深刻的剖析，逐渐揭露了它的实质。邵荃麟在《论主观问题》一文中，首先指出了“主观论”在哲学上的错误。他说：舒芜等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把历史的动力说成“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他们“用一种玄虚‘本性’去代替了社会主观的物质基础，因此把历史上激烈的阶级意识斗争，理解为‘一部分主观作用的反其本性，另一部分主观作用保存并发展本性’的关系”。“用人类求生存的欲望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抽去了社会的具体过程，抽去了阶级斗争，把人类的历史单纯地解释为保卫和发展生存的斗争，其结果自然是历史离开阶级论而走向类似唯生论的道路上去了”。这是他们所有错误的一个中心根源。其次，邵文指出：“主观论”者在文艺上用三个口号“作为文艺的根本问题”，认为只有解决了作家的主观上的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谈到革命文艺的创作。这样，他们对于作家所要求的就“主要不是思想的改造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变，而是强烈的感性机能；主要不是在实践中观察、比较、研究，去具体认识他的周围世界，而只是借这种精神力量去进行所谓‘血肉的搏斗’”。“作家的主观问题必须在客观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改造与提高”；而“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要从他们自己阶级走向另一个阶级，这是脱胎换骨的事，决非单纯凭借其原来阶级的感性机能所能解决”。最后，邵文指出：“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大抵是带着一种对现实不满，对旧社会的反抗而走向对革命的追求”。“对于这样的要求，毫无疑问，我们不仅应该肯定它，而且应该引导它到革命中来”。但是，小资产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立场是不同的，不要把这种要求“误认为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立场”，”也不要认为这种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实践要求，就是与人民相结合的决定因素。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追求或对于工农大众的同情，最初往往是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因此真正和工农大众结合之间还存在着相当距离，如果没有积极的领导和在实践中的改造，则仍然可能停留在空想的追求上，而最后终于碰壁而回。”

胡绳写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林默涵写的《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等，都批评了胡风等人主观唯心论的文艺思想及其在文艺创作上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