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其中心议题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
这次国大是在国民党军事失败,政治经济发生严重危机的形势下召开的。蒋介石在四月九日的“施政报告”中,竭力给“代表”们打气,声称“黄金白银外汇,政府掌握甚巨,足能挽救经济危机”,军事上“东北必能固守,西北决无问题”,华中共军“必定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肃清”,要他们“不要自造恐慌”,而要“加强胜利的信心”。
在危机面前,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会前,发生了“代表资格”问题的争斗。原来规定,国大代表由国民党中央和民青两党分别提名,然后经“民选”产生,还规定国民党党员非经中央提名不得当选。但各地未经国民党中央提名而由“选民”签署选出的代表就有六百多名,而原来约定分配给民青两党的名额几乎全被挤掉。会前,国民党中央命令未经“圈定”而当选的国民党员,把名额让给“圈定”的党员和民青两党。这批非经提名而当选的代表纷纷以“国法”对抗“党纪”,拒不退让。他们组织“民选代表联谊会”向国民党中央请愿。由国民党提名而落选的人也跟着吵闹。天津一个“民选”代表,抬棺材到“国大”会堂,另有十人到会堂绝食,以示抗议,蒋介石亲自出来“训话”也无济于事,三月二十九日晨,派军警和卡车拖走绝食者,拉走棺材,始得开会。因为各派明争暗斗,选举主席团就用了一星期时间。会场上更是乌烟瘴气,有“呼呼入睡的”,“有养神的,有闲谈的,有吃花生的,女‘代表’有脱鞋弄足的,有梳头的”。会场内嘘叫声打骂声不断,甚至闹到“全场鼎沸,人人离座,拂袖舞拳,大打出手”。蒋介石不得不出面进行训斥。
四月四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临时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表示无意竞选总统,宁愿当行政院长。蒋介石的用意是嫌总统权力受到限制。四月五日,中常会通过张群提出的“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的建议。经过这番安排,蒋介石表示“尊重”和“接受”全会决定。四月十八日,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蒋介石以紧急处置的权力。四月十九日,举行总统选举,由居正陪选,蒋介石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出席代表二千七百三十四人)当选为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总统。
副总统的选举,集中反映了李宗仁、蒋介石(背后是美蒋)之间的矛盾。四月三日,蒋对李说:“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孙哲生”,要李“顾全大局,退出竞选”。李则置之不理,并与于右任、程潜建立了竞选联合战线,共同反对“由中央提名”。四月六日,否决了由党提名的做法。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六人为副总统候选人。莫(社会贤达)徐(民社党)二人只是副总统选举的陪衬,为所谓“民主选举”捧捧场而已。竞争是在国民党的李孙程于之间,而主要是李孙之争。
竞选人大肆收买“代表”,贿买选票。李宗仁的竞选费用达一千多根金条(黄金一万多两)。由于竞争激烈,经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四次投票,才选了出来。第一次投票结果,无人超过代表总额一半的票数,依选举法以得票多的前三名李、孙、程为候选人。第二次投票结果又无人达到当选票数,依法须进行第三次投票。此时,蒋介石示意程放弃竞选,目的在于支孙压李。当晚,程发表声明退出竞选。李宗仁以退为进,也宣布放弃竞选,以此对蒋进行要挟。四月二十五日,南京各报刊载李、程放弃竞选的声明,这使李、程的支持者对蒋异常不满,纷纷罢选。孙科处境尴尬,也被迫宣布放弃竞选。在这种情况下,伪国大不得不被迫停开。蒋无法,只得疏通李程取消放弃竞选。四月二十八日,伪国大重开,进行第三次选举。第三次投票结果,李、孙二人为候选人,进行第四次选举。最后经过四月二十九日的第四次投票,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孙科而当选。当时报刊称竞选副总统是“国大好戏连台中最精采之一幕”。副总统的选举,违反蒋的意旨以李胜孙败而告终。
五月十七日,孙科、陈立夫当选为立法院正副院长。五月二十日,总统、副总统就职。五月下旬,组成了以翁文灏、顾孟余为正副院长的行政院。同时,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白崇禧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兼华中“剿总”总司令。
民革的成立和民盟三中全会的召开(www.daowen.com)
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和对其他民主党派的迫害,宣告了“中间路线”的破产。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取得伟大胜利的鼓舞下,代表中间阶层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逐步认识了美蒋的反动面目,放弃了对蒋介石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转而寄希望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初,民主党派又重新结合起来,开展了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活动。
早在一九四六年春,李济深、冯玉祥、陈铭枢、龙云等即在重庆筹商组织反蒋团体。一九四七年二月李济深抵香港,同蔡廷锴一起定出反蒋纲领。同年秋,李济深等加紧了组党活动。李派朱蕴山赴内地联络。何香凝、李济深写信与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要他们赴港商谈。彭泽民、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陈其瑗、李济深联名发出《上孙夫人书》,请宋庆龄出面领导。十一月十二日,李济深、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谭平山、郭春涛、陈铭枢为首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和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王昆仑、许宝驹等,联合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民主分子,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联席会议,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民革发表了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正式宣告成立。民革的主要主张是:(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助长内战的政策;(二)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三)成立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代表的联合政府。这是国民党内各反蒋派系和民主分子的联合体,作为民革组成部分的民促、民联仍然单独存在,直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为止。
民盟遭到镇压之后,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赴香港,坚持反蒋斗争。他们同在香港的邓初民等一起,团结了一部分中委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至十九日,召开了民盟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严正地“否认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内务部发言人于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之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表示“不能接受本盟总部于去年十一月五日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劫持和威力之下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等声明”,宣布重建领导机构,恢复活动,并确定了“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的新方针。会议还通过了《三中全会宣言》和《政治报告》。《宣言》总结了民盟成立以来的斗争经验和走过的道路,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欲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已不可能由谈判妥协中求之。我们必须粉碎一个独裁反动贪污腐化的政权,才能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廉洁有效能的新政权”。提出了反对美帝援蒋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同时提出欢迎一切民主党派的合作,表示要“与一切民主党派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宣言》认为:“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公开声明今后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在一月十九日通过的政治报告中再一次强调由于蒋介石破坏了“政协道路”,“关闭了和平大门”,“一切以合法公开的方式来争取民主的工作已经无法进行”,“以协商妥协方式不能求得民主和平,而必须采取人民的革命斗争以积极争取民主和平”,同时指出蒋介石集团是“当前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对象”。再次表示要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并批判了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和十四日,民盟先后在香港招待记者和民主人士,会上沈钧儒宣布民盟总部已移到香港,其新的政治路线和目标是“消灭反民主反和平的独裁政权”,“建立一个真民主真和平的新中国”,“积极支持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武装”。他再次批判了“中间路线”,认为民盟的路线以前没有“落地生根”,这一次才是“落地生根”了。
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民革的成立和民盟三中全会的召开发表了评论,表示欢迎,并愿“一道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指出他们的活动表示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是何等广阔;“表示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集团、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联合政府的纲领,乃是一切爱国者所公认的唯一道路”。
民盟遭迫害时,民主建国会的上层分子发生分化。进步分子转入地下,组织了一个十四人的委员会为领导核心,坚持民主斗争。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表后,黄炎培等进一步认清了前途,向共产党靠拢,其他民主党派也都在白色恐怖下在内地和香港坚持反蒋斗争。
民革的成立和民盟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各民主党派政治上新的进步。这是中国人民的大革命日益接近胜利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和民主党派的响应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九四八年春,筹建全国人民政权的条件已经具备。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一号召不但获得了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也获得了中间阶层的热烈拥护。五月五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李济深、何香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郭沫若(无党派),响应中国共产党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号召,通电国内外,号召国人共策进行。通电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同一天致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表示“大计亟宜早定”。自此,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个新政协运动,先后发表宣言或声明,积极“为结束独裁统治,实现人民的民主新中国而奋斗”。六月十四日,民盟为展开新政协运动发表的声明中说:“时至今日,独裁统治的行将倾覆,中国人民的民主胜利,已经成了定局”。“在这种形势之下,结束独裁混乱的旧中国,创建民主和平的新中国,其唯一途径,我们认为仍旧只有走本盟一向主张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路线,以实现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本盟愿号召全国人民,吁请各民主友党、民主团体,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八月一日,毛泽东电复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对他们“赞同”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表示“极为钦佩”。自一九四八年八月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离开香港和南方大城市,浮海北上,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同中国共产党一起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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