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危机，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举行的第六次“国务会议”上，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所谓“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并颁布了“总动员令”。七月七日，蒋介石发表了“戡乱建国”演说。七月十八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此后，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国民党各省市参议会和所谓“人民团体”纷纷通电表示拥护“戡乱”，并在各地召开“戡乱建国动员大会”。这就是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

蒋介石“总动员”的目的之一，是要他的反革命队伍警觉“覆巢”的严重危机，全力作困兽之斗。他在“七七”演说中哀叹：“在华中华南各大都市，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国家民族的根本危机”，“或侥幸姑息，或苟且偷安”，“丧失了自强自立与独立自主的信心”，无形中成了共产党“精神上的俘虏”。他说，这种情形“真如古语所说，燕雀巢于危幕之下而不自知其危，实际上复巢之下决无完卵”。在这之前，尽管蒋介石早已进行了反革命内战的总动员，但表面上仍然挂着“和平”、“政治解决”的招牌。这时的蒋介石亲自宣布“总动员令”，放弃“政治解决”的最后欺骗，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的表现。

蒋介石“总动员”的另一目的，就是更疯狂地搜刮国统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残暴地镇压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纲要》规定：“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关人力，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雇及妨碍征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戡乱所需之军粮、被服、药品、油、煤、钢铁、运输、通讯器材及其他军用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购、征用、妨碍征购、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等等。

随着“戡乱”令的发布，国民党反动政府到处征粮、抓丁、派款，逮捕与屠杀反内战、反饥饿的工人、学生和爱国民主人士。九月二十七日蒋介石亲自在南京召集特务头子举行秘密会议，布置对爱国人士的迫害。十月一个月中，上海、北平、杭州、西安等八个城市，人民被屠杀者就达二千一百余人。

在“戡乱”总动员之下，国民党实行了所谓“总体战”。一九四七年冬至一九四八年三月，两次召开苏、浙、皖、赣、豫、鄂六省“绥靖会议”，决定推行政治经济军事互相配合的“总体战方案”。这个方案规定，蒋军正规军负责“机动”作战，以对付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在地方上，加紧“编组保甲，组训民众”，实行“人必归户，户必归甲”，互具联保连坐切结，并把“户口与自卫均纳入保甲之中”，成立“民众自卫队”；在经济上，对解放军实行封锁。(www.daowen.com)

为了实行“总动员”，蒋介石还对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机构和军事指挥机构作了变动。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和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合并党团组织，企图以此加强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自吹这是“中国政治引擎修整的起点”，但是，这项措施除了加深国民党内部矛盾和组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中央委员会（执监委共六百二十五人）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在军事指挥机构上，国防部长白崇禧坐镇九江，统一指挥华中军事并指导鄂豫皖赣湘五省政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裁撤保定、张家口两绥署，设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傅作义为总司令。一九四八年五月，又正式撤销北平行辕；一九四七年八月，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由东北行辕负政治军事全责。八月二十九日，国民党政府明令陈诚兼行辕主任。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又任命卫立煌为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

国民党反动派欲以上述种种措施，挽救政治孤立、兵力削弱、后方空虚动荡的危殆局面，但是，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一九四八年元旦，蒋介石在“训示军民词”中承认：后方各省市“动员还未能实施”，社会民众依然对共产党“认识不清”。“前线国军一直在波动中作战，也一直在孤立中应战，以至一年之间屡受损失，将士牺牲至为惨重”。但是，蒋介石还要自欺欺人，宣称蒋军侵占了延安、烟台，就摧毁了共产党的“政治中心、神经中枢和经济据点”，使共产党在关内“不能立足，亦无法负隅，只得被迫分窜，成为流寇”。他还吹嘘消灭共产党的“有形力量，终可在一年以内完成”，以此给他的喽罗们打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