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右的和“左”的倾向。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又经过全国土地会议，右的倾向基本上得到了纠正。全国土地会议之后，早已存在的一些“左”的观点和做法有了发展，成了共产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有：在宣传上，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宣传了一些完全违背马列主义原则和完全脱离中共中央精神的“左”的错误观点和口号，如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等，侵犯中农利益，侵犯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工商业。执行政策上不讲区别，对地主和富农，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资料，甚至打击开明绅士；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乱打乱杀；整党中采用“搬石头”办法，等等。这些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重大损失。

对于这种“左”的错误，中共中央在十二月会议上即予以注意并开始纠正。会后半年多时间内，党中央更以主要精力领导全党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大力纠正“左”的错误。在纠正错误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政策措施上，阐明了以下的主要问题：

首先，向全党指出了革命斗争中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阐明了党在革命群众运动中实现政策领导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

第二，指明了党的总路线和具体工作路线的关系，强调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第三，明确了划分阶级的正确标准。根据什么标准划分农村阶级，是当时全党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全国土地会议的缺点之一，就是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因而也就未能制定出统一的科学的划分阶级的标准。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报告中，着重指出，许多地方“过去是以剥削、历史、生活及政治态度等这样许多项目来作为定成分的标准的。除剥削一项以外，拿其他几项作为定阶级的标准都是错误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的确定，对于彻底澄清划分阶级成分中的混乱现象，分清敌我，顺利地推进土改运动，起了重大作用。(www.daowen.com)

第四，指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对同盟者的领导的必要条件，并规定了一系列对同盟者及对敌斗争的具体政策。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由此出发，中共中央规定了许多具体政策。比如，必须执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必须避免对中农、对中小工商业者、对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开明绅士，只要他们赞成反对美蒋，赞成民主（不反共）和土改，就要团结教育他们等等。

中共中央对这些理论、原则的阐明和具体政策的明确规定，正确解决了革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切实纠正了“左”的错误，从而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其它阶级敌人，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