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较量和人民解放军一年来的内线作战，国民党反动派同革命人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科学地分析了形势，不失时机地作出了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转变的英明决策。毛泽东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人民解放军选择中原地区作为战略进攻的突破口，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国民党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还曾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人民解放军容易在那里立足生根。占据了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

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进军大别山要采取跃进的进攻方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然后力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毛泽东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是：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由陈毅、粟裕等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谢富治等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两个纵队和一个军（渡河前组成陈谢兵团）为右后一军，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出击榆林，调动胡宗南军北上；以山东野战军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引向海边，便利前述三军的行动。

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二、三、六四个纵队十二万余人，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在东阿至濮城间三百余里的地段上，发起了渡河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自恃可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蒋介石慌忙从豫北和豫皖苏调来三十二、七十、六十六三个整编师和一五三旅，由王敬久指挥分兵两路北援。蒋军妄图以其五十五师坚守郓城吸引人民解放军于城下，然后两路会师，把解放军消灭在黄河运河三角地带或逼其回渡。刘邓识破了蒋介石的诡计，趋势发起鲁西南战役。从七月七日至二十八日，歼敌四个师部九个半旅共五万六千余人。这一战役的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鲁西南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又纠集三十个旅，分五路向鲁西南合击，并企图在开封附近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刘邓大军主力。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大军根据中共中央不要与敌纠缠，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的指示，于八月八日，突然甩开敌人，分左中右三路向南疾驰，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八月十八日，涉越黄泛区，渡过沙河。八月二十三日，解放军以无比的英勇杀出一条血路，打破了蒋军在汝南埠的堵击，胜利渡过汝河。八月二十六日，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进到大别山区以后，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分兵发动群众，集中主力打运动战。经两个月艰苦斗争，至十月底，歼敌三万余人，建立了三十三个县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根，从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插进了一把尖刀。

八月二十二日，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兵团由晋南平陆孟县间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先在陇海路洛阳至潼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歼敌三万一千余人，随后以一部出陕南，开辟了陕南根据地。主力则于十月底跨陇海路南下，在伏牛山东麓广大地区胜利展开。

八月间，华东野战军八个纵队挺进鲁西南地区。九月七日至九日，在沙土集歼敌九千五百余人。九日二十六日，由徐州、开封间横跨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大平原。至十月底，歼敌万余，解放了洪泽湖以西、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北广大地区，攻克县城二十四座。

三路大军南下之初，国民党错误地认为解放军是“向国军兵力较弱的地区逃命”，他们还在做集中兵力向山东发动“九月攻势”的迷梦。在搞清了解放军的真正意图之后，十一月初，蒋介石才命令国防部长白崇禧组织国防部九江指挥所（十一月二十三日组成），纠集三十三个旅向大别山地区的解放军进行围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刘邓大军以三个纵队坚持现地斗争，一个纵队渡淮北上，以新调到大别山地区的两个纵队越平汉路西进，开辟桐柏、江汉两军区。与此同时，陈粟、陈谢两部对平汉陇海两路展开破击战，以便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经一个月战斗，打破了蒋军的围攻。十二月底，三路大军在豫南遂平、西平地区胜利会师。从此，中原地区局面一新：鄂豫皖、豫皖苏、豫西三个新解放区联成一片，三路大军也由各自作战变为直接密切协同作战。

总计九月至十二月四个月的作战，三路大军共歼敌十九万五千余人，解放县城一百余座。在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的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这个战略任务的完成对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在三路大军同国民党军逐鹿中原的同时，其它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转入外线作战或内线反攻，向敌人展开攻势作战。

“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于九、十月间进行了黄龙战役和延清攻坚战，歼敌整编七十六师八千余人，生俘七十六师师长。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十日，第二次围攻榆林，歼敌二千四百余人。此后经两个月整训即转入外线作战。

聂荣臻等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继清沧、保北战役后，又进行了大清河北战役，歼敌九十四军、十六军及王凤岗保安团等部五千余人。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进行了清风店战役，全歼第三军军部、第七师、二十二师一个团共一万七千余人。生俘第三军军长以下一万一千余人。十一月十二日，乘胜一举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全歼第三军三十二师及暂编三十二师、河北保安团等部共二万四千余人。石家庄的攻克，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华北局面为之大变。同时，大大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占大城市的信心。

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及西北野战军一部，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攻克运城，歼敌一万三千余人。至此晋西南完全解放。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了胶东战役，收复县城十余座，歼敌六万二千余人；苏北兵团进行了盐城、李堡战役，歼敌二万四千余人。

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四日至十一月三日，发动大规模秋季攻势，歼敌六万九千余人，收复城市十五座，并将中长路农安至铁岭段、北宁路锦榆段完全破毁，使长春、吉林之敌完全孤立，并迫使东北敌军龟缩于四平、沈阳、营口、锦州等狭小区域内。

各战场人民解放军的内线与外线的攻势作战，组成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人民解放军经半年作战，歼灭敌军七十五万余人。到一九四七年底，战争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丧失了大量有生力量、机动兵力消耗殆尽的国民党军队，被迫从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从而结束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长期以来的战略防御地位。这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标志着中国革命战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为了向全国人民宣布自己的基本政策，推动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双十宣言）。

宣言分析了战争形势，正式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其中包括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等等。宣言适应人民大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新形势，给全国人民指出了彻底解放全中国的总目标，对正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的人民，起了很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公布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整党、新式整军运动

“五四指示”发布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胜利。至一九四七年九月，东北解放区六百二十九万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五千多万亩土地。其它解放区也发动了第一个土改高潮。但是，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土改运动没有展开或没收和分配土地不彻底，有的地方走了过场，贫雇农没有翻身。为了总结经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主要是右的倾向），以便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充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共中央工委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问题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了党内状况、农民组织及发扬民主问题，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于十月十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公布。

《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除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外，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经营不受侵犯。《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和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www.daowen.com)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解放区土改运动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展开。农民们郑重地将大纲全文书写在乡村的墙壁上，以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各地区的中共中央局或党委，都召开了土地问题会议，制定了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土地法大纲实施细则或补充条例，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帮助农民开展土改斗争。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各项政策的贯彻，到一九四八年底，在老区半老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老区一九四八年主要是复查），在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地区使约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

土地改革的胜利，加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解放区生产的发展。为了保田保家，保卫革命成果，广大农民以“支援大反攻，参加胜利军，打倒蒋介石，拔掉老祸根”为口号，普遍掀起了参军参战和支援前线的热潮。吉林蛟河一位杨老太太，在她翻身后，先后将五个儿子中的四个送上前线。一九四七年，冀中安平县农民组成“翻身独立营”集体参军。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近百万、东北一百六十万人参军。广大农民抽出大批人力畜力组成担架队、运输队随军前进。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山东有五百八十万人，冀中有四百八十万人随军出征。广大农民积极参加民兵，开展对敌斗争。在解放战争中，民兵参战者二百二十八万四千余人，作战十一万五千七百余次，共歼敌二十余万人。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是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一切正直的人士和正视现实的舆论，无不承认中国共产党这一政策的正确及其巨大作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多少年来，国民党把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当作其最重要的口号之一，不幸的是他们好象有点太忙，竟至没有工夫去实行那位卓越的领袖所订的土地改革方案”，“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着手实施这一计划”。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九日，施复亮在《论中国的土地改革》一文中说：“土地斗争与军事斗争，成为中共当前政治斗争的两个主要源泉”。二者是“相辅而行的，前者保障后者的成果，后者扩大前者的范围，而真正决定最后胜负的还在于前者不在于后者”。这些评论未必完全恰当，但他们说出了一个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根据全国土地会议决定，从一九四七年冬开始，各解放区农村党组织，结合土改普遍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思想、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和抗战时期的整风不同，这一次整党主要是解决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整党的方法，除尚未巩固的新区外，一切党的支部公开，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依靠党支部中好的党员为骨干，吸收党外群众参加党支部有关群众利益问题的会议，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在内。这次整党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对于那些显然犯有重大错误，业已丧失作为一个党员起码资格的分子，对于那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坚决清洗出党；对于那些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尚未丧失作为一个党员起码资格的人，只要承认错误，愿意改正，并获得群众的同意，就对他们采取考察和教育的态度；对于那些犯有较轻错误的党员，不论其出身如何，均采取教育的方针。

通过整党，纯洁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党的作风。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使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大进了一步。

在地方上整党的同时，人民解放军自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起，利用战争的间隙，普遍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这次整训是完全有领导、有秩序地用民主的方法进行的。首先开始于西北野战军，尔后在全国人民解放军内普遍开展。这是解放军政治工作和军内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通过整军运动，不但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还极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这样，就为解放军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作了准备。

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和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到会者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等十九人。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形势，充分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个伟大历史转折的深远意义；全面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一年半以来各方面的经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纲领和政策。

军事方面，毛泽东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即：（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五）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十大军事原则对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有重大的意义。

经济方面，毛泽东着重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关于土地改革，毛泽东重申了党的方针，并着重指出必须注意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利益这两条基本原则。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毛泽东分析了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垄断资本，指出：“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障着生产力的发展，是民主革命要消灭的对象。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对这个阶级的企业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对于这个阶级的右翼分子的反动倾向，应当进行揭露和打击，但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不能混同。

毛泽东分析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他指出：（一）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份；（二）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三）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这个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政治方面，毛泽东重申了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把这时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统一战线作了比较，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现在比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他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的胜利实现，毛泽东强调必须整编党的队伍。

毛泽东的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纲领性的文件，它解决了中国革命伟大转变关头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作了充分的准备。

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四月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党内倾向以及土改和群众运动中的政策性问题，讨论的结果由毛泽东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会议还通过了两项重要决定：（1）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谈判）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2）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解放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