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蒋介石一步步关闭了国共和谈之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告“调处”失败，放手让国民党大打内战。九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致备忘录于马歇尔和蒋介石，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方针”。蒋介石置若罔闻。

十月中旬，蒋介石为了诱使各方参加“国大”，摆出了和谈姿态。先派雷震等赴沪策动“第三方面”人士面劝周恩来回京商谈，又于十六日发表声明，提出八条所谓和平条件，声称只有共产党同意这些条件和交出参加国大代表名单，他才能下停战令。针对蒋介石的骗局，中共中央于十八日严正声明：“今日一切会谈如欲其有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李维汉等应“第三方面”人士之约，同他们一起由沪抵京，准备与蒋商谈。答应商谈的蒋介石却于当日下午飞到台湾去了，致使谈判无法进行。此时，“第三方面”人士仍以“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态度连日磋商，力图在如同水火的国民党八条与中共两条之间进行调和。

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马歇尔离华声明。声明既承认国民党内有“反动集团”坚持“武力政策”，又说共产党内的“激烈分子”“促使谈判中断”；既承认政协决议“系自由而且远大之宪章”，又说伪宪法是“民主之宪法”。马歇尔自相矛盾的逻辑，是为了掩盖美国援蒋政策的反动本质。

一月十六日，蒋介石通过司徒雷登向中共要求恢复谈判，企图把破坏和谈的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当即提出“取消伪宪法与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两条，戳穿了蒋介石的和谈骗局。一月二十九日，美国政府决定退出三人会议，撤回美方驻军调部人员。

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强迫中共驻北平军调部人员撤回延安。二十七、二十八两日又通知中共驻京、沪、渝的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及眷属于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中共中央得悉后，周恩来于二月二十八日致函责问蒋介石，并要他正式发出书面通知，承担最后关闭谈判大门的罪责。二十八日晨，中共驻重庆代表吴玉章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二百余人，被重庆警备司令部强制集中于曾家岩二十三号宿舍及化龙桥新村七十六号《新华日报》印刷厂两处，形同监禁。面对这种严峻局势，吴玉章挺身出来同国民党当局抗争。三月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这一荒谬步骤，如不立即改变和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应由他负责”。三月八日，董必武发表离京书面谈话，表示“我们中共党员仍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三月九日，驻京、沪、渝三地中共人员返回延安。

三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叫嚷“政治解决”已经“绝望”，公开宣布国共破裂。六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将中共参政员除名，取消了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已不留余地地破坏了国共关系和国内团结，决心在反革命道路上走到底。

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召开非法国大，关闭和谈之门，这一系列行动，使政协时期民主党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驱使中间派别一步步走向绝境。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力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遂使一些人继续为“中间路线”奔走呼告。

宣传“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最积极的是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之一施复亮。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何谓中间派？》一文，主张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应是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中间派在行动上的态度应当是和平的，改良的，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他认为民盟、民建、民进、民联、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都是中间派的政团，这些政团应当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一九四七年春，他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与作用》、《中间路线与挽救危局》等文章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主张。他认为“政协路线在本质上是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政协路线就是这样的一条‘中间路线’。在今天的中国，也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真正的民主路线”。“目前的政局是：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在这种客观的情势之下，唯一可能的正确的道路，就是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为此必须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在国共之间，“取得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他大声疾呼“走回政协的道路”，并呼吁“一切中间派的民主人士，必须从今天起挺身出来，加紧努力，以创造光明的明天”。(www.daowen.com)

这时，民盟仍然主张中间路线。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张东荪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一文中说：“中国的出路本来最理想的是：一、以整个儿的中国作为美苏的桥梁。在亚东方面把美苏的冲突调和下来，借以谋世界的安定。二、以广大与强盛并富有独立性的第三者人们作为国共的桥梁。将国共两党各迫使其趋于正轨，同时把他们拉拢起来，得到大合作。”他认为用“联合政府”的办法就可以改变国共两党的性质，使共产党由“革命的政党变为普通的政党”。在对时局的估计上，民盟认为在内战大打之后，“任何一方都没有彻底消灭对方的可能”，“双方的打算，都是战后必和”。所以民盟一再表示“保持在内战环境中超然独立的第三者地位，在调解武力党争上继续尽其最大的努力”。

这个时期，在对国内时局的估量上出现过“南北朝”的议论。最早明确提出这种看法的是王芸生。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他在《观察》周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一文，认为当时中国时局的前途有三个去向：第一个“以江淮为界的南北朝”；第二是“十月革命”；第三是“政协协议之路”。他认为“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这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他希望的是最后一个去向。

王芸生的议论，还只是一种对时局的推测。在战争打了一年以后，“南北朝”的议论在国民党的军界、政界和一部分知识界中盛行一时。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时与文》刊登了《大局的现状与前途》一文，其中谈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南北朝”。该文认为国民党政府要消灭共产党军队是不可能的，应在“战略上改攻为守”，即“听任南北朝的存在”。又认为“南北朝终究是个暂时局面”，它存在的久暂，“一面要看国共对峙情状，一面要看国际局势”。这些论调的产生固然有其认识上的根源，但也是与国民党的战略方针密切相关的。战争发展到一九四七年夏季，国民党的意图是迅速消灭陕北和山东的人民解放军，然后集中兵力聚歼人民解放军于黄河以北。刘邓大军渡河南下后，国民党仍想实现其既定方针。一个美国军官在一本小册子中说：“黄河乃是中国大陆上一条唯一可以利用作军事防卫的天堑，国军如果能够在共产党的十月份攻势发动以前，肃清黄河南岸的反政府叛乱，那么，就可能使十月以后的战事在黄河北岸进行，也就是说，使战事在共产党的基本控制区中进行”。他说“这有两个好处：一方面使国民政府得到一个必要的时间来实行各方瞩望的改革，从而使战争的体制趋于巩固。另一方面，这将使共产党区域大大缩小，造成它政治经济的困窘，以致军事上无法实现它所擅长的运动战术，这将使它重蹈一九三二年江西的覆辙”。这本小册子在国民党北方军政界中颇为流行。

“南北朝”论的出现，也是中间派的政治主张和希望的一种表现。那时，恢复政协协议之路日近绝望，而国共两党斗争的胜败之局还没有最后确定，或者虽然战争胜败趋势已经显现出来，但许多人还看不清楚。一些人还希望有一个以黄河为界或“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因为只有这种情况出现，中间派才能保持政治活动的余地，才能乘机图谋发展。

正当中间派还在奔走呼告的时候，反动派决定不留余地地镇压民主党派的活动了。反动派首先拿民盟开刀。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捏造的文件《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和某政治观察家谈话，声称：“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团体，其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均系循中共意旨而行”。这是打击民主党派的信号。五月三十一日夜，成都、重庆两地几十个民盟盟员被捕。十月七日，反动派在西安杀害了民盟中央常委、西北总支部负责人杜斌丞。十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南京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十一月五日，民盟被迫以张澜的名义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宣布自即日起盟员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总部负责人辞职，总部解散。

民盟被非法解散，说明了反动派的疯狂，标榜实施“宪政”的国民党政府连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也绝不允许存在。民盟的解散，也宣告了“第三大党运动”的失败和“中间路线”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