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是战后美帝奴役中国、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间第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

中美商约共三十等，它记载着：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勘探和开发矿产资源的权利，并为此可以在中国保有、建造、租赁土地及房屋，从事各种职业。美国的“法人及团体”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相同”。美国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危难”时，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中美商约以彼此“平等”、“互惠”的形式掩盖着不平等的内容及性质。实际上是中国对美国一切开放，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可以为所欲为。条约签订后，驻美大使顾维钧竟无耻地宣称：“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

该约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上海各界名流马叙伦、马寅初、茅盾、千家驹等纷纷发表意见，抨击谴责中美商约。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声明说：“中美商约是绝对不利于中国的片面独惠，丧权辱国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蒋美商约》，指出它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延安各界人士建议以十一月四日为新的国耻纪念日。一九四七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接受了这一建议。

中美商约签字前后，国民党政府还同美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卖国协定。对此，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郑重声明：“对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www.daowen.com)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成为美国独占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四大家族成为美货倾销的总买办。一九四六年七月，美商在中国设立的分支店有一百一十五处。大都经营进出口贸易。陈纳德与宋美龄合办的中美实业公司，总资本达十亿元法币。美货通过公开倾销和走私，泛滥于市场。一九四六年春，上海永安公司的美货即达货物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中美商约签订后，行政院长张群发表了欢迎外国投资声明，美国资本家来华投资者更加踊跃，美货倾销更甚。

由于美帝经济侵略的加紧，四大家族的野蛮掠夺和反革命战争的巨大消耗，国统区的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国民党政府财政上入不敷出，通货急剧膨胀。一九四六年支出法币十万亿元，收入只有二万亿元。一九四七年支出一百万亿元，收入只有十三万亿元。巨额的财政赤字主要靠印发钞票弥补。法币发行额猛增，物价随之狂涨。以抗战前夜的物价为标准，至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涨了六万倍，年底更达到十四万五千倍。一九三七年一百元法币能买一头牛，到一九四七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国统区工商业大量倒闭，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七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二十多个大城市，倒闭的工厂商店就达二万七千多家。上海原有工厂四千零五十家，至一九四六年底，已倒闭三千一百六十家，其中民营工厂倒闭了四分之三。工厂开工率，一九四七年仅为平时的百分之二十。国统区的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农业经济凋敝，出现了严重粮荒。国统区的经济危机，使劳动群众和广大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城市失业人员大增。一九四六年冬，仅上海、北平、南京三地就有失业和无业人员二百六十万人。公教人员和学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农村情况则更为悲惨。一九四六年饿死一千万人。一九四七年，各地饥民达一亿以上。

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政府对“已届非常严重之时”的经济状况，采取了所谓“紧急措施”。二月十六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和《修正管理外汇暂行办法》。蒋介石为此发表了谈话。在谈话中，他提出“政府支出应极度减缩，本年度预算内，凡不必要之新建设均予以暂缓”，用有效方法征收“所得税和各项直接税”，“如因此而或使个人负担有加重之处，则为一致拥护政府”起见，也应“一致予以遵行”；“以后提高工资，应即确定最高限度，不得漫无限制”。职工的工资应“以本年一月份之生活指数为最高指数，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增加底薪”。“对于民生日用主要物品”，“即予从严管制”。这些办法的实施，不仪未能解救危机，而且使财富更加集中到四大家族手里，人民生活更加难以维持。

国统区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国统区人民反蒋斗争不断高涨的根源，也是国民党军事政治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