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协定”签订后，国际进步舆论继续呼吁中国实行和平民主。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重申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必须广泛地由民主分子参加，并且内战必须停止”。同时期，美国统治集团商定了对华政策。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杜鲁门批准赫尔利辞去驻中国大使职务，任命陆军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中国“调处”国共冲突。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向马歇尔发出训令，要他到中国后“用适当而可行的方式，运用美国的影响”，“尽快地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同一天，杜鲁门发表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声明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为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如果将“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声明又说：“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美国政府既要马歇尔作为中立者在国共之间调停，又宣布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这就暴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马歇尔就是带着这样的使命于十二月二十日来到中国的。

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抵渝（董必武、王若飞两代表已在渝），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团认为，停止军事冲突是召开政协的前提条件。因此首先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正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项办法。十二月二十四日，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彭一湖、梁漱溟、张东荪等二十八人，分别致函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停止武装冲突，开诚协商。三十日，民盟主席张澜建议国共双方一九四六年元旦立刻停战。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党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团的提议，并派出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商谈。经几度商谈，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条之规定商定之。（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八人，组成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在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一月十日，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双方还向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令。停战令于一月十三日午夜起生效。上述停止军事冲突的办法、命令和声明，构成了停战协定的全部内容，一月十日同时公布。

根据停战协定，一月七日正式组成了由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后为张治中、徐永昌）参加的三人小组（或称三人军事小组）。一月十日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在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部三委员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人担任，分别为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执行部下设由三方同等人员组成的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工作。军调部一月十四日起在北平办公。

国民党签订停战协定，不过是一种欺骗手段。蒋介石一面下公开的停战令，一面却下秘密的作战令。停战令颁布前夕，一月七日，蒋介石密令：“政治协商会日内开会，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点，已下令前进至某地而尚未到达者应催促其星夜前进，其尚未缴械地区速令当地驻军即行缴械，免被奸军利用。行动务须秘密迅速，免资共方藉口”。停战令公布后的第三天即一月十二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向所部传达所谓“委座手令”：“马歇尔、张群、周恩来三人会议，商议在政治会议前举行全面停战，停战令会完（十日）晚即可下达。各部在停战令未生效前，应速抢占战略要点。在热河方面最好于停战命令前占领承德，同时必须抢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为要”。在商谈停战问题的过程中，国民党方面还顽固坚持在停战命令中附加一条声明：停止冲突的命令，“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这就是说，停战协定不适用于东北地区。这就表明国民党决心打内战。

停战令生效前后，双方争夺战略要点的斗争十分激烈。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停战令下达后一度出现了和平局面。国共及马歇尔三方于二月二十五日，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通称整军方案》。三月二十七日，达成了东北停战协议，指令军调部派执行小组赴东北调处冲突。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东北停战协定及政协五项协议，是一九四六年春天的四大协议。(www.daowen.com)

停战令发布的同时，一月十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召开前，国共双方在参加单位和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有过一番斗争。最后商定政协由五个单位三十八名代表参加。一月七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公布会议召开办法及会员名单。国民党八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七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后去北平军调部）、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余家菊、杨永浚、常乃德。民主同盟九人：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张东荪、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劢。无党派人士即社会贤达九人、郭沫若、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莫德惠、邵从恩。

一月十日，作为会议召集人及当然主席的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政府致开会词，并宣布了决定实施的事项：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身体之自由，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释放政治犯。一月十一、十二日，国共代表分别报告停止军事冲突商谈经过和国共重庆谈判经过。十四日至十九日，进行大会讨论和分组会议。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先后通过了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三十一日，会议结束。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鼓舞了国统区各界人士。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纷纷致电政协会议，提出他们的希望和建议。一月八日，刚刚成立的民主建国会宣布公开活动并向政协提供意见，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以开放政权换取统一”。一月九日，重庆文化界七团体举行的招待会上，一致通过由茅盾等提议组织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的建议。政协会议期间该会举行了多次政协代表演讲会。各界人士共同的要求是政协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