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国共两党的谈判，于一九四五年春中断。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忽然摆出一种要和平的姿态，于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渝面商“国家大计”。二十四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二十七日，蒋介石派张治中及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同乘飞机到延安迎接。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携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了战后国共两党的谈判。

两党重开谈判是国际国内条件促成的。蒋介石的意图是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同时利用谈判时间作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民主和在谈判中捍卫人民的利益，也为了在争取和平民主的过程中揭露反动派的真面目和教育人民，团结和争取对美蒋尚抱幻想的人们，决定派毛泽东等赴渝商谈，并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继八月二十五日发表时局宣言之后，二十六日，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指出：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谈判中我们准备作必要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通知还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通知特别告诫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处境更困难的同志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同人民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在毛泽东离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刘少奇在代理主席职务期间，领导全党密切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

毛泽东抵渝时，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谈话。他说：“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毛泽东在重庆受到各民主党派及重庆各阶层人士热烈欢迎。毛泽东的到来，给大后方人民巨大鼓舞。工人们致书《新华日报》社，亲切地称呼“毛泽东－－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救星”。《华西晚报》曾报道说：“毛泽东的到来，是民主中国的曙光”。

毛泽东毅然赴渝，出美蒋意料之外。在谈判中，一切提案都由中共提出。九月三日下午，中共提出《谈话要点》交给国民党代表。九月四日，蒋介石也拟出《对中共谈判要点》。国民党代表以此为指导写出一个对《中共＜谈话要点＞的答复》。(www.daowen.com)

从《谈话要点》和《答复》看，国共双方距离甚远。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经过四十天谈判，终于在十月十日，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列入纪要的共十二个问题，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各自表述自己的意见，未获协议，同意以后继续商谈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在谈判中未获协议的问题，未载入纪要。这次谈判的主要成果，是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即国共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在此前提下，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同时，双方认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国民党政府应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军队国家化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是双方斗争的焦点。国民党仍坚持“军令政令统一”，拒不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在军队问题上，中共提出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可以缩编至二十四个师或至少二十个师，并将散布在粤、浙、苏南、皖南、皖中、鄂、湘、豫（豫北不在内）八个省区的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之解放区集中。由于这一让步，共产党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个方案，均被国民党拒绝，未达成协议。

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各党派、各界代表人物和外国友好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们向各界人士宣传、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愿望，争取了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

十月十一日，毛泽东由张治中、王若飞陪同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到延后即返渝）留在重庆继续谈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