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派大批军政官员到沦陷区接收。这些从天上飞来和从“地下”钻出来的接收大员们，在平、津、沪、穗等大城市争发接收财。接收敌伪财产时，常常是国府、省府、市府三道封条并贴，党政军各部门同时伸手。“你也抢，我也抢；文和武争，官和民争；有力者公然霸占，无力者暗中盗窃。”接收的物资多变少、好变坏、坏变无。最初瓜分，其次盗卖，等到不能交待时甚至一把火了之。天津的敌伪商店，接收后十室九空。有的工厂接收后，物资设备被拿被拆，以致无法开工。接收大员们个个都疯狂地抢洋房、汽车，抓黄金美钞。沦陷区人民称他们是“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抢车子、房子、金子、衣服料子和婊子）。

国民党官僚们不仅利用军政权力独吞巨额的敌伪财产，而且拒绝发还原属人民而被敌伪强占的工厂、商店、房屋，甚至起用汉奸、地痞、流氓欺压人民，以诬指某人为汉奸、奸商进行敲诈勒索。安徽芜湖一地即被拘数千人，其中真正的汉奸不超过十人。国民党政府又以法币一元兑换伪币二百元的比价（当时法币与伪币实际比价是一比二十五），夺去了人民大量财富。拥蒋的《大公报》评论此举是“随胜利而来的财富大转移”，这一“无形”又“无限”的转移，“真实普遍而深刻地伤害了甚至是剥夺了京沪一带人的生活”。因此，弄得收复区物价飞涨，民怨沸腾。京沪平津一带流传的民谣说：“天上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来！”“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对国民党“劫收”的生动写照。中国战区统帅的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也承认：“国民政府的胡作非为已经引起接管区当地人民的不满，此点甚至在对日战事一结束后，使国民政府即严重地失去大部分的同情。”

国民党的“劫收”，在政治上丧失民心，在经济上却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空前膨胀。他们的财富骤增至二百亿美元之多，达到了中国官僚资本发展的顶峰。国民党政府的四行二局接收敌伪的正金、住友、朝鲜、中央储备银行等金融机关后，垄断了国统区的金融机构。一九四六年六月，国统区共有银行三千四百八十九家，其中所谓官营银行二千四百四十六家，占银行总数的四分之三。其余银行的多数也都有官僚资本渗入或为其控制。

在工矿企业方面，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一九四六年七月报告，共接收敌伪工厂二千四百十一家。在此基础上，四大家族建立了许多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独占组织。如资源委员会囊括日人在台湾的制糖业而设立的台湾糖业公司，宋氏家族设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CC系（指二陈）设立的中国蚕丝公司，都是四大家族的大垄断企业。天津宋氏的中纺七个厂，拥有纱锭三十二万余枚，占了全津纱锭的百分之八十四。据统计，一九四七年，以资源委员会为中心的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生产在国统区工矿企业生产中占的比重是：电力百分之六十三，煤百分之三十三，钢铁百分之九十，钨锑百分之百，锡百分之七十，水泥百分之四十五，糖百分之九十。(www.daowen.com)

四大家族的商业垄断也加强了。除原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商业组织全部恢复外，又开设了许多投机性的商业机构。它们垄断着国内外贸易，替美国垄断资本服务。如孔家的长江公司和扬子建业公司。前者操纵国内粮食市场，后者经营外贸，与美国十六家工厂订有总经销合同，推销美货并垄断国内茶叶猪鬃的出口。

四大家族还趁日寇投降之机，掠夺了大量土地，其中有日本华北垦业公司土地五十万亩，军粮城农场稻田四十三万亩，华北农业实验场土地二十七万亩，东北盘山农场土地三十余万亩等。

空前膨胀起来的垄断中国经济的官僚资本，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维护这个国家垄断资本及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制度，使它不致在空前强大的人民民主潮流中覆灭，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