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平

[1]根据叶公平老师考证，准确中文名应为“喜龙仁”，但通常称其为“喜仁龙”。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采用通用说法“喜仁龙”。——译者注

瑞典著名艺术史学者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对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艺术知识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岩波西洋人名辞典》增补版（1981）称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中国绘画研究的集大成者。^[1]他于1956年荣获第一届查尔斯·兰·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奖章，高居翰（James Cahill）称这一奖章相当于艺术史学界的诺贝尔奖。

2013年8月，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喜龙仁的专著《沉迷于罗汉：喜龙仁的中国艺术之旅》（Enchanted by Lohans: Osvald Sirén's Journey into Chinese Art），该书利用了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的喜龙仁档案，把西方中国艺术史学术史研究推进了一步。然而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充分利用中国史料，对于喜龙仁与近代中国文化名人如张元济（1867—1959）、蔡元培（1868—1940）、胡适（1891—1962）和黄宾虹（1865—1955）等人的交游根本没有提及。本文主要目的在于补充该书由于种种原因而遗漏之处。

一　喜龙仁与张元济

喜龙仁与常住上海的美国收藏家Florence Ayscough（1875—1942）很熟悉，Florence Ayscough在中文文献中的名字有多种，包括“爱诗客”^[2]“爱士高女士”^[3]“艾士高甫夫人”^[4]“爱司克夫人”^[5]。她的父亲是加拿大商人，母亲是波士顿人。Florence Ayscough生于上海并且少年时代亦生活于上海，1889年被送回波士顿接受正规教育，1898年因为嫁给在上海祥泰洋行（Scott, Harding & Co.）工作的英国商人Francis Ayscough（约1860—1933）又回到上海。^[6]喜龙仁很有可能是在她的介绍下认识张元济的。1922年2月4日，上海很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刊登了喜龙仁建议上海建立一所艺术博物馆的报道。

1922年3月3日，张元济致蔡元培书中曰：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美术教授Osvald Sirén(按：即喜龙仁)云专程来华考察吾国美术，曾在英人俱乐部演讲中国图画，报纸极为称美不置。友人有往听者，亦倾倒之至。渠亟欲晋谒左右，属为介绍。谨畀一函，伏祈延接。此君在本国专授美术，且于吾国美术亦研究有素，倘能留其在京，在各学校演讲，似于交换东西文明之道不无裨益。未知尊见以为何如？^[7]

喜龙仁在1922年3月5日就已经在北京了。^[8]

二　喜龙仁与蔡元培

蔡元培本人曾在欧洲留学，而且极其重视美术。蔡氏与外籍学人多有来往，曾经与德国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孔达有交往。因此在见到张元济的推荐信后邀请喜龙仁到北大演讲也顺理成章。

虽然因为蔡元培日记缺1922年，我们无法了解蔡元培与喜龙仁见面的详情，但是当时蔡元培担任校长的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日刊》第999号在1922年4月13日（中华民国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刊登的《校长启事》中提到邀请喜龙仁到北大演讲。

该校长启事如下：

校长启事

瑞典斯托贺姆大学（University of Stockholm，按：即斯德哥尔摩大学）美术史教授西冷博士（Prof.Osvald Sirén，按：即喜龙仁教授）研究东西洋美术多年，著有《美术原理》（或《美术纲要》，英文版）等书。此次来中国游历，本校特请其于本月十三日（星期四）晚八时半在第三院大讲堂讲演“东西洋绘画的要点”（Characteristic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ainting），由胡适之教授担任译述。讲演中所举东西洋名画，皆一一用幻灯影片照出，以助了解。此启。

后来蔡元培还邀请喜龙仁担任北大考古学会通讯会员。^[9]

三　喜龙仁与胡适

胡适本身英语流利，知识面极广。留美时女友韦莲司系学美术出身，胡本人在美国时也常去博物馆参观。胡适评论福开森《中国绘画》的书评极有见地，与外籍学人更是交游甚多。

胡适1922年上半年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喜龙仁，1923年收到喜龙仁的信函，1926年在伦敦见到喜龙仁时，还称在北京时和他很熟悉。但是1926年以后就很少提及喜龙仁，虽然喜龙仁后来又多次来华并曾在北京短期居住。据喜龙仁传记作者说，她也没有见到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档案馆所藏喜龙仁书信笔记中提及胡适。这大概是因为喜龙仁是神秘主义者，而胡适信奉科学；喜龙仁对中国传统文化评价甚高，而胡适则认为中国人更需要学习西方。两人观点冲突甚大，因此后来就不怎么联系了。

胡适1922年3月18日的日记中说：

到六国饭店访斯托洪（Stockholm，按：即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西伦（Osvald Sirén，按：即喜龙仁）。此君专治美术史，很注意中国的美术；他说中国的美术品所代表的精神的意境，比西洋美术品更多，因为中国美术不拘守物质上的限制，技术更自由，故能表现抽象的观念更深刻。我们谈得很畅快，他把他的书Essentials in Art（《美术纲要》）送给我。

胡适1922年3月22日的日记中说：

到六国饭店Professor Sirén（按：即喜龙仁）处吃饭。他谈及蚌埠有瑞典人某君及教士Morris与他曾议组织一个古物学会，拟在滁州发掘古物。近年此地出土的古物甚多，故引起人的注意。此事尚未成，因官厅方面尚迟疑，以土匪为推托。

2013年8月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喜龙仁英文传记也提到，喜龙仁曾经打算在安徽发掘古物，不过是在寿县而不是滁州。胡适日记中提到的“某君”是Orvar Karlbeck（1879—1967），一位铁路工程师兼收藏家。^[10]传记中还提到常住安徽的长老会传教士明慕理（Du Bois Schanck Morris，1873—?）。^[11]

1922年4月13日的日记中说：

读Sirén's Essentials in Art（喜龙仁的《美术纲要》）。此君很推崇中国画，所言亦有独到处。书中引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的“六法”，第一条“气韵生动”便不好译。在美术史上，中文的“气韵”“神韵”无法译西文；西文的tone, rhythm, form也无法译中文。

晚间为Sirén译述他的讲演：Characteristic of Western and Eastern Painting（东西洋绘画的要点）。

胡适1922年5月的日记也曾两次提到喜龙仁。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最后部分收入一封喜龙仁致胡适的英文信，日期为1923年10月23日。在信中喜龙仁提到，住在加州的朋友想知道一位著名的通神学宗师的书是否有可能出中文版。喜龙仁想知道胡适的看法，因此写信咨询。这封信字迹极难辨识，笔者请美国汉学家Charles W.Hayford先生花了很大功夫才把原信做出完整释读，在此抄录全信并附上笔者的中译文：

Grand Hotel Des Wagon-Lits, Ltd.Peking China　Oct.23, 1923

Dear Professor Hu Suh，

Being in Peking since the middle of Sept., I have often thought of you with a desire to see something more of you, but at the same time felt reluctant to disturb you in your more important engagements.I cannot however resist my desire to ask your advice in a matter which should remain private entirely between us.

My friends at Point Loma, California have sent a newly published book containing quotations from speeches or writing by Mme Katherine Tingley on matters of very broad human interest, with the request to find out if there would be any possibility, or public, for a Chinese edition of the same.As they are mostly great admirer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philosophy, they also like to lay before the Chinese of today the expressions of their own spiritual life.If you have time to read the book carefully, you will probably find that the Point Loma theosophy is practical and mystic at the same time no mean dogmatic, and in many respects akin to philosophic doctrines which have been thought in China.

Could you spare enough time to look into the book with some care and then discuss the matter with me from a person point of view? I know no other way of forming an opinion in this matter than by referring to your judgment.

I hope you will let me know when you have read the book and could come and see me.My stay in Peking will be ended in about two weeks.

With sincere thanks and regards from

Yours very truly,

Osvald Sirén

笔者的译文如下：

亲爱的胡适教授：

我从九月中旬就一直在北京，常常想起您并且很想多见您；同时我又不愿意打扰您，怕影响您做更重要的事情。然而我忍不住想征求您对于一件应该在我们之间完全保密的事情的建议。

我在加州老马点（Point Loma）的朋友送给我一本新出版的书，书中包含摘引自凯瑟琳·丁格丽夫人的演讲和著作中涉及人类普遍利益（或兴趣）的内容。他们请我探询是否有可能出中文版。他们大都极为崇拜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因此也想向今天的中国人展现他们的精神生活。如果您有时间仔细阅读这本书，您会发现老马点的通神学既务实又神秘，一点都不教条，很多方面跟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很接近。

您能否仔细阅读这本书然后跟我谈谈个人观点？我想对这件事作出判断最好征询您的意见。

我希望知道您什么时候能够读完这本书来看我。我还会在北京停留大约两周。致以真诚的感谢和问候！

您真诚的喜龙仁

中国北京六国饭店

1923年10月23日

胡适1926年10月17日的日记：

Prof.Osvald Sirén（按：即喜龙仁教授）来谈了几个钟头。在北京时，我们很熟，前天他去听我讲演，约了今天来谈天。他陪我去B.M.（大英博物馆）看了一些中美洲的玛雅（约相当于三国六朝时）文化作品；他说这里面有些与中国相近的Motif（母题）。我不很信此说。

胡适1935年6月11日和7月22日的日记也提到与喜龙仁一起吃饭。

四　喜龙仁与黄宾虹

黄宾虹与长期生活在上海的西方收藏家Florence Ayscough很可能从1913年就认识。1913年12月23日，《神州日报》曾报道黄宾虹友人史德匿（E.A.Strehlneek）和谛部等人举办西人收藏中国名画展览会，参加展览的收藏家包括艾士高甫君暨（及）其夫人。^[12]这里的“艾士高甫君暨（及）其夫人”就是Francis Ayscough与Florence Ayscough。

黄宾虹1919年所做的《古画出洋》一文即提到Florence Ayscough女士。^[13]喜龙仁跟她很熟悉，同时跟黄宾虹的友人西人史德匿也认识，因此很可能是Florence Ayscough或者史德匿将喜龙仁介绍给黄宾虹的。

黄宾虹在1936年2月19日致许承尧的书信中称：“昨有瑞典图书馆主任喜龙仁者，酷爱郑画，谓新安派为世界第一等高品，江浙名家皆所不及。如四王之甜，蓝田叔之俗，欧人亦厌之矣。”^[14]

此处“瑞典图书馆主任”是瑞典博物馆主任之笔误。喜龙仁从1928年到1945年担任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主任馆员。

黄宾虹1943年致傅雷的书信中说：“近二十年，欧人盛赞东方文化，如法人马古烈谈选学，伯希和言考古，意之沙龙、瑞典喜龙仁、德国女士孔德、芝加哥教授德里斯珂诸人，大半会面或通邮，皆能读古书，研究国画理论，有明于元代士大夫之画高出唐宋，而以明季隐逸簪缨之画不减元人，务从笔法推寻，而不徒斤斤于皮相。”^[15]

五　喜龙仁与完颜衡永

喜龙仁1930年3月28日购画清单上两次提到民国时期北平著名鉴赏家完颜衡永。^[16]

喜龙仁1935年3月22日在北京六国饭店写给他妻子Rose Sirén的书信中说：“我被那位穿着很好的丝绸袍子的高个子老先生打断。他五年前常常来访问我，还卖给我几幅好画。衡先生我想你还记得他，他跟我们一起吃过饭。他还问起你。我们刚刚一起看了我在上海买的很多画，他似乎觉得我这次的交易很走运。”^[17]

衡永即衡亮生（1881—1965），本姓完颜，为晚清重臣完颜崇厚三子，入民国后北京的完颜氏多改姓汉姓王，因此又名王衡永、王湘南，1949年后曾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张伯驹称其为清末民初主要鉴藏家之一，启功称端方死后，藏品多为完颜衡永和完颜景贤叔侄所有。完颜衡永旧藏《刘熊碑拓本》现存国家博物馆，《赵氏一门三竹图卷》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吴镇《渔父图》现存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笔者曾有专文谈完颜衡永。

六　喜龙仁与袁同礼

国立北平图书馆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好的图书馆，收藏的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极为宏富，因此外国学人来华一般都会造访北平图书馆。喜龙仁认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主要负责人袁同礼一点也不奇怪。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档案馆藏有袁同礼致喜龙仁信函一份。原件信头上印有中文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长沙办事处”以及英文的“ Changsha Offic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Kiu Tsai Yuan, Changsha, Hunan, China”（按：即中国湖南长沙韭菜园国立北平图书馆长沙办事处）字样。

信件原文如下：

Changsha Offic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Kiu Tsai Yuan,

Changsha, Hunan,

China

January 4, 1938

Dr.Osvald Sirén

National Museum(www.daowen.com)

Stockholm

Sweden

Dear Dr.Sirén,

I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November 20th.I should have written to you long ago, but the transfer of our office from Peiping to the interior and the process of settling down have delayed my keeping up my correspondence with my friends.

I am very glad to learn that you are preparing to publish a book on the History of Later Chinese Painting which I am sure will be of great use and interest to the scholarly world.I am looking forward with much pleasure to its early publication.As to the permission of reproducing 18 plates from the Ku Kung Shu Hua Chi, I wish to say that if you would mention the courtesy accorded to you by the Palace Museum, I am sure the museum authorities will not raise any objections.

You have undoubtedly heard a great deal about Japan's armed invasion of China.Never before has aerial bombardment been carried out so indiscriminately and on sucha large scale.

The suffering of our people is most appalling.The admirable work you have done for the sufferers in this country has our heartfelt gratitude.As war area enlarges, we have no doubt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lend us your assistance in this hour of distress.

With warmest regards and Season's greetings

Yours Sincerely,

T.L.Yuan

Acting Director ^[18]

笔者的译文如下：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喜龙仁博士

亲爱的喜龙仁博士：

感谢您11月20日的来信。我本应该早就给您回信，但是由于我们的办事处从北平转移到了内地，这一转移及安顿下来的过程延宕了我及时回复朋友们的信函。

我很高兴地获悉您准备出版一部关于中国晚期绘画的著作。我确信您的这部著作对于学界来说将会很有价值，期待它早日出版。关于从《故宫书画集》里面复制18页插图的许可问题，我想说只要您提到是故宫博物院友情提供，博物院当局就不会提出异议。

您一定听说了大量关于日本武力侵华的消息。空中轰炸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加区别地大规模进行。我国人民深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衷心感谢您为我国的受难者所做的一切。战区不断扩大，我们确信您一定会在这危难时刻继续给予我们帮助。

致以最热忱的问候，佳节愉快！

您真诚的袁同礼代理馆长

中国湖南长沙韭菜园，国立北平图书馆长沙办事处

1938年1月4日

七　喜龙仁与杨周翰

杨周翰先生是研究欧洲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大家，年轻时曾担任过喜龙仁的助手。喜龙仁在英文版《中国画论》（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的导言部分还曾向他表达谢意。

据杨周翰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1935年夏天，北大有一位英籍女教师Miss Bowden-Smith把杨介绍给来华访问的瑞典美术史教授喜龙仁，要杨和他一起核校一部他已出版的《中国画论》的英译文。后来他又邀杨去瑞典和他工作。

“1936年3月，我应前一年夏天喜龙仁之约，离开北平，经伪满、西伯利亚抵莫斯科，又转列宁格勒、芬兰，搭船到了斯德哥尔摩。”杨周翰回忆说：

喜龙仁原是研究意大利绘画的，专攻文艺复兴早期画家乔托（Giotto）,有专著（英译本，1917），后来研究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1920年就到中国来过，据说是唯一获准在宫内拍摄建筑物的外国人（当时紫禁城还由溥仪居住），继而又研究中国绘画。在我认识他以前，他已出版了《中国画论》和《中国早期绘画史》（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他约我去的时候，正在准备写中国后期绘画史，包括元明清三朝。他的古汉语不能独立工作，他要我做的工作就是把画论、画史、画家传、题跋、诗词等口译成英文，他写下来。在口译过程中，对原文的理解总要经过一番商讨。我当时只二十一岁，对古文略知一二，但对绘画则一无所知，尤其绘画理论、绘画术语，什么气韵生动、骨法用笔这些至今聚讼不止的概念，什么吹云泼墨，什么皴刷点拖这类技术术语，都是从未接触过的。但是这对我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同时对中国的绘画艺术也有所理解。喜龙仁还带我去英、德、法各国首都博物馆看他们收藏的中国画，从所谓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到明清画家的作品，颇开眼界。^[19]

喜龙仁40岁左右才将研究方向从西方艺术史转向中国艺术史，由于不能独立阅读古代汉语，所以必须雇用助手或翻译。这在20世纪上半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八　喜龙仁与其他在华外国人

由于语言文化方面的原因，喜龙仁与其他在华外国人交往起来当然更为便利。

前面提到，喜龙仁与在上海的外国人Florence Ayscough以及史德匿很熟悉，这些在2013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沉迷于罗汉：喜龙仁的中国艺术之旅》中皆有提及。该书中也提及长期居住在北平的德国近代来华艺术史学者艾克（艾谔风）和德国艺术品商人步夏德与喜龙仁相友善。后来我查阅部分喜龙仁档案，发现喜龙仁在1935年3月22日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还提到，在北京的外国人跟他友善的还有德国艺术史学者、收藏家、艺术品商人米和伯（米松林）。^[20]笔者曾有专文《鲁迅日记中的两位德国收藏家》谈艾克和米和伯。

胡适曾在爱沙尼亚汉学家、梵文学者钢和泰家中见过喜龙仁，哈佛燕京社图书馆所藏钢和泰书信中有钢和泰1927年10月2日给喜龙仁的回信手稿。^[21]

奇怪的是，《沉迷于罗汉：喜龙仁的中国艺术之旅》竟然只字未提喜龙仁与福开森的交往。福开森1929年在《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第11卷第5期发表对《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书评，1936年曾经在英文《天下》月刊第三卷发表对喜龙仁所著《中国画论》的书评。从书评中的文字判断，福开森跟喜龙仁不仅认识而且很熟悉。

九　其他

鲁迅和梁思成也曾在书信、日记或著作中提及喜龙仁或其著作。

鲁迅1936年写给出生在波兰卢布林的莫斯科犹太裔艺术史家巴惠尔·艾丁格尔（P.Ettinger）的一封信中对喜龙仁的著作评价很高。他说：“有一部Osvald Sirén（按：即喜龙仁）的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中国早期绘画史》），虽然很贵（约40美金），然而我以为是很好的书，非Kiang（按：即江亢虎）的著作可比。”^[22]鲁迅后来在1936年4月25日请其三弟周建人帮他以九元大洋的价格买了本喜龙仁编著的《中国画论》，并于5月4日寄赠这位艺术史家。^[23]

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一书中亦多次提到喜龙仁。他在其前言中说：

乾隆为清代收藏最富之帝皇，然其所致亦多书画及铜器，未尝有真正之雕塑物也。……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略。考之古籍，鲜有提及；画谱画录中偶或述其事而未得其详。欲周游国内，遍访名迹，则兵匪满地，行路艰难。故在今日欲从事于中国古雕塑之研究，实匪浅易。幸而——抑不幸——外国各大美术馆，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希和（Paul Pelliot）、沙畹（Édouard Chavannes），瑞典之喜龙仁（Osvald Sirén）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能无有愧？今在东北大学讲此，不得不借重于外国诸先生及各美术馆之收藏。^[24]

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讲义有不少部分直接翻译自喜龙仁的著作。据赖德霖统计，在《梁思成全集》第一卷中《中国雕塑史》占了三十一页。其中重点是南北朝至宋朝的雕塑史。这部分内容共有五百二十五行，而其中翻译或节译自喜龙仁《5—14世纪中国雕塑》一书中的至少有一百五十行。^[25]

跟梁思成关系密切的中国营造学社社刊上也曾发表喜龙仁的文章。喜龙仁其实早在1924年就出版了英文专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近代中国学人编写讲义时参考外国学人的例子甚多。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和艺术史学科本起源于西方，最早的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专著也是由西方人士或者日本人士撰著的。吕叔湘曾指出：“他（Herbert A.Giles，汉名翟理思或翟理斯）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在当时很有名，现在看来当然缺点很多。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还没有一本用中文写的中国文学史。”^[26]其实对于艺术史也是如此。因此早期中国人撰著的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专著多有借鉴西人和日人著作的情况。如陈师曾曾经翻译日本学人大村西崖《文人画之复兴》，潘天寿1926年编写的《中国绘画史》参考了日人中村不折和小鹿青云所著的《中国绘画史》。因此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讲义大量参考甚至直接翻译自喜龙仁的著作，放到那个时代背景中也不奇怪，而且梁思成本人就是把它当作教学材料，从来未打算出版。虽然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大量篇幅直接翻译自喜龙仁的著作，但是梁思成对于喜龙仁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有严厉的批评，称喜龙仁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不过李军指出，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叙述方面也曾经受到喜龙仁的影响。

苏雪林在其散文名篇《山窗读画记》中提到，她曾在一个夏天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借出喜龙仁的著作《美国收藏中国画录》（Chinese Painting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浏览。

结语

喜龙仁在华交游反映出近代来华艺术史学者的一般情况。近代来华艺术史学者出于研究等方面的实际需要，往往非常希望与中国文人、学者、艺术家、鉴藏家和艺术品商人建立联系。而在20世纪上半期，如张元济、蔡元培和胡适这些倾向于学习欧美、日本等国家的学者当然乐于与来华学者交游。20世纪上半期在中国传统绘画受到西潮冲击的情况下，黄宾虹这种艺术家很容易把喜龙仁等注重中国传统绘画的外国艺术史学者引为知音，而完颜衡永等鉴藏家和艺术品商人也乐于与外国艺术史学者交往。另一方面，外国艺术史学者的撰著对于国内学者也有很大影响：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讲义中很多部分直接翻译自喜龙仁的著作，梁思成对中国建筑史的叙述也受到喜龙仁的影响；一直很关注艺术和艺术史的鲁迅也注意到并且高度评价喜龙仁的著作。

叶公平：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本文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代来华艺术史学者研究（15YJC76011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岩波书店编集部，《岩波西洋人名辞典》增补版，岩波书店，1981年，附录第95页左。

[2]吕叔湘，《英译唐人绝句百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30页。

[3]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上）》，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94页。

[4]王中秀，《黄宾虹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

[5]黄光域，《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1页。

[6]Hong Zaixin,“Florence Ayscough: A Pioneering Promoter of Modern Chinese Paintings in America”.In “Collectors, Collections and Collecting the Art of Ancient China: Histories and Challenges”, edited by Jason Steuber, with Guolong Lai, Gainesvilles, University of Floria Press, 2014, Chapter 5, p.120.

[7]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48页。

[8]米娜·托玛，《沉迷于罗汉：喜仁龙的中国艺术之旅》，香港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2页。

[9]王中秀，《黄宾虹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第374页。

[10]米娜·托玛，《沉迷于罗汉：喜仁龙的中国艺术之旅》，香港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8～59、69～71页。

[11]米娜·托玛，《沉迷于罗汉：喜仁龙的中国艺术之旅》，香港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9页。

[12]王中秀，《黄宾虹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

[13]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上）》，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94页。

[14]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信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146～147页。

[15]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信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

[16]喜仁龙档案，A卷第3部分，第292则，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斯德哥尔摩。

[17]喜仁龙档案，A卷第23部分，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斯德哥尔摩。

[18]袁同礼致喜仁龙信函，1938年4月，喜仁龙档案，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斯德哥尔摩。

[19]季羡林等，《外语教育往事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03～205页。

[20]喜仁龙档案，A卷第23部分，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斯德哥尔摩。

[21]王启龙，《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中华书局，2008年，第85页。

[22]鲁迅，《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968页。

[23]鲁迅，《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1009～1010页、第1031页。

[24]梁思成，《中国雕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1～2页。

[25]赖德霖，《梁思成<中国雕塑史>与喜仁龙》，《万象》，2011年第8期，第5页。

[26]吕叔湘，《英译唐人绝句百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