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洋冈,内陆方向有韩江直达府城潮州,再上溯可达兴梅以至闽西、赣南,面海一侧绕过南洋—莱芜—南澳大小滩丘岛屿,直奔南海以至渺无边际的太平洋。山环海抱,是海防前沿、兵塞要地,寨堡森严。
程洋冈凤岭东侧的蛤蟆石“建炎大道”题刻明确地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一条“官路”,其落款附记“建炎二年疆巡剑书,万勒”无疑阐明了这条官路的一项重要功能,那就是海疆边防的巡逻线路,而且最起码在南宋初期就已存在。
程洋冈村市集西面的临江寨,传说是宋兵营址,后陈吊眼曾驻兵于此。临江寨坐西北面东南,依山势建筑,遗址有寨墩3处、北门和东门墙基石、千人井、马当路、点将台、兄妹榕、营盘山。营盘残垣高1米,署廨10间,有石刻4块,分别刻“吹箫引凤”“鹿听箜篌”“神兽衔书”和“三人对弈”。残址保持原来格局,寨墙基本完整。
临江寨内有“官厝”“营盘”。官厝面积达1800平方米左右,分为7间,是何级官员署理史书尚未记载。至于营盘,则是大宋戍疆官兵驻扎之处。北宋时,朝廷为了保护地方工业生产和海陆运输,抵御外侮,特派官兵驻扎营盘山。当年的巡逻路线从建炎大道往南直达海疆,东往饶平直达福建漳州、泉州,北往潮州,南往广州。官路沿途设有烟墩、驿站、寨堡、税关多处。
宋末农民武装首领陈隧(陈吊眼)见临江寨面朝凤岭,背靠鲤鱼山后是汩汩韩江水,与莲花山麓龙船岭石龙寨连成一线,互为犄角,南窥海湾,北制潮州,为筹集军需给养以至据险扼守要地,遂率兵驻扎,并砌墙围寨。故此,临江寨又称陈吊王寨。
陈燧,福建漳州白叶乡人,生得英俊,眼角飞扬,俗称“陈吊眼”。他与叔父陈桂龙于宋末聚义。1280年,与其妹率军入粤,经宋枢密使陆秀夫和潮州知府、承议郎蔡盘溪撮合成为抗元力量,率部助张达与陈璧娘抗元,转战于潮汕一带,各地农民起义军纷纷响应。相传,陈吊眼曾与辟望将仕郎蔡西畴带领的民勇训练水战,伏击元兵,毙其头目,挫其锐气,得民众拥戴。临江寨内的异姓接受陈吊眼所赐,改认陈姓。
临江寨南门 杜伯坚/摄
陈吊眼活动遗址有“上下花园”和“审厅”。审厅系陈氏兄妹密捕审讯元兵之处,中有石桌、石椅;花园的两棵“连理榕”相传为陈吊眼兄妹所植。1946年至1948年,曾有人在“上下花园”和“审厅”等处捡拾到发锈的铜铁碎件,未明是否是兵器或生活用具残物。1958年,取土石兴修水利时出土少许瓦当残件,品相完好的已被博物馆收藏。20世纪50年代,在程洋冈隔山尾溪不远的樟籍村发现元将领墓,出土蒙古式靴、袍、长剑及成叠文献,证实了官兵与陈吊眼义兵、蔡西畴带领的民勇统一抗元,并取得大捷的历史真实性。
明代中叶,商品货币关系空前发展,商人和地方世家力量增强,引发了地方社会的急剧动荡,社会矛盾日益激烈。倭寇入境,导致“山盗”“海盗”群起,嘉靖以降,倭寇、海盗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活动使动乱更趋严重。明政府以严刑峻法禁止私人海上贸易,与一直从海上贸易“获利颇丰”的海洋文化发生尖锐冲突。
相传为陈吊眼兄妹所植的“连理榕” 郑锡伟/摄
商、民、盗互为一体,正邪难分,地方多事,官府应对不暇。地方官府往往采取“招抚”的做法,在沿海地区适当地点“安插”盗贼,使之成为“编户齐民”。动辄数以千计的集团性海盗、山贼不可避免地对“安插地”原有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造成重大冲击,因矛盾加剧而常有再次反叛为盗者。隆庆年间,安插曾一本和林道乾两大海盗集团的过程,充分展现了这个过程的复杂和困难之所在。
林道乾(生卒年不详),明时海上武装力量首领,也是明代拓殖南洋的著名人物。明中期海禁森严,“片板不得下海,点货不准进番”,但身为潮州府小吏的林道乾却“常擅山海之禁以为利”。因走私贸易,为朝廷所不容,遂聚众抗衡官军,亡命海上为盗。
作为“海商”“海盗”“抚民”角色不断变换的林道乾,海内海外居无定所,其籍贯史学界尚有争议,不同版本的府县镇志、辞海、全书各有说法,有澄海苏湾都(南湾[35])、浦都(月浦)说,也有惠来以至福建诸多说法。1992年版《澄海县志》和2011年版《莲下镇志》都记录为“南湾村人”,部分程洋冈人则认为是程洋冈“林厝围”人。
明朝中期政治腐败,经济衰落,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嘉靖年间,澄海苏湾都莲阳河至东陇溪一带活跃着由王伯宣领导的农民义军,抗租抗税,劫富济贫,贫苦民众纷纷加入,义军声势逐渐壮大。首领王伯宣死后,部将朱良宝辅助其儿子王若鲁继续高举义旗。“隆庆中,朱良宝与林道乾、魏朝义等接受朝廷招安。隆庆五年(1571),朱良宝和林道乾得知总兵张元勋等将‘不意图之’,二人相约,再度举义。”[36]
地方动乱的主要根源不在于“海禁”与海商走私贸易的矛盾,而是“整体的”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方面。其时,粤东沿海皆为海宇未靖之地。
“防陆易,防海难。”面对长期激烈的社会动荡,朝廷只能将地方分小而治之。澄海县创设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其地原属海阳、揭阳、饶平三县,因朝廷鞭长莫及,难于控驭征输,故割地增设一令。“御赐邑名澄海,盖欲澄清海宇意也。”[37]在此前后建置的广东饶平、惠来、普宁及福建海澄等县也大致出于同样原因,其取名都是寄望地方社会能够富足安宁。
澄海屡遭“海盗”“山贼”袭扰,一般乡村只能高筑寨墙,聚族合村以求自保,韩江流域出现了“筑城建寨”运动。澄海被视为潮州左翼,而溪东寨控沧溟而捍封疆,是澄海要地,更是潮郡咽喉。戊午年倭夷在此登陆,蹂躏我土者数年,各村凿土得石,累石为城,环城皆水,以自为守。
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澄海县樟林村发现一批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代嘉庆年间的历史档案抄本,其中有关于城寨建设的叙述。乡村筑砦,高墙厚栅,编户聚族,以万数千计,处处皆然,潮州重要的居民点几乎全部成为军事堡垒。
潮汕地区多海寇山匪,程洋冈曾多次遭绰号“臭红肉”的丘辉等海寇劫掠。临江寨始建于宋代,经过岁月洗礼、风雨侵蚀,对于寨外“人”字形村落,就犹如一手难以蔽日。明天启年间,程洋冈聚集乡勇组织抗倭“结梅会”,并训练乡勇,巡逻地方检捕盗贼海寇,得到了知县冯明玠的支持。曾为达濠副将的蔡懋植在南明时期曾赡养乡兵和修筑防盗墙。清嘉庆年间至民国初年,红头船主蔡彦等又先后对防盗墙进行整修加固,以鸡翁山为起点、山尾山为终点沿山脚临韩江修筑的防盗墙全长约4000米,临水依山,巍然屹立,被村人称为城墙,足见其高大。
历史上,潮汕村落密集,村落间多有摩擦冲突,故建更楼以便守更人夜间报时和示警可算是乡村传统。程洋冈的更楼主要有两处:陇路更楼高三层,方形平面,歇山屋顶,二层以上设枪眼,而顶层东西向各开两个瞭望口,突显其防御功能;而靠近村口山兜古榕大道的更楼富有诗意,名为“绕绿”,建筑高两层,立面融入西式元素,二层设阳台,建筑后部保留传统硬山坡屋顶形式。
陇路的巷门既有防洪功能,更兼防盗设计。旧时,日落巷道两端关闭,巷内便形成一个相对安全的闭合空间;日出则开启,村民出入自由,作用与宋代里坊制中的坊门相似。陇路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两侧围合街巷的墙体通常不是房屋外墙,而是在房屋外墙再建外围墙,并且墙基底部加厚,形成梯形断面。当一段段外围墙“无缝”连接,一个个巷门闭合时,内部便形成一个城寨式独立闭合单元,无论是面临盗寇还是洪涝,居住其中的村民都可“高枕无忧”地照常生活。
近期,一块嵌在永兴街与元兴街交界处,原土地爷宫墙壁的《议禁把门条规》碑刻被发现,碑刻内容揭示出清代程洋冈及邻近村民自觉行动、联防自保的一段历史。经辨认,大致内容是:每当重大节日演戏请客,村里常出现成群乞丐强讨滥索赏银,“公然登门索酒食,一不遂意,即为持刀自割诈吓人家”[38]。于是,沿街行铺立规要求严加把守,“如有此等恶丐理当弹压,立即逐出境外,决不姑息。如敢袖手旁观,定系串通”[39]。
陇路更楼突出防御功能,古榕大道“绕绿”更楼富有诗意 杜伯坚/摄
议禁把门条规
《议禁把门条规》嵌于程洋冈村永兴街与元兴街交界处,原土地爷宫门后与源和号铺间共墙,碑刻高约1.5米,宽约0.5米,共刻19列52行近1000字。
落款是“光绪十年岁次甲申十一月十五日,程洋冈、前溪、云溪、管陇、窖尾等仝立”。
2007年,在程洋冈原还照寺旧址旁边发现的《程洋冈粮山告示碑记》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所立,告示碑用官告形式,以一桩占葬官司为戒,示谕附近军民人等不得再行占筑粮山,“倘敢故违,定行拏送究办”[40]。
这两处碑刻是清代官府维护地方安定,程洋冈村民联防自保,维护行铺及乡村安全的佐证。
临江寨、古城墙,环绕村落的池塘、湖泊,陇路巷道门、外围墙,村落要道高大坚固的栅门、高耸的更楼,与乡规民约等约章相互配合,形成了程洋冈的防卫体系。
陇路上“无缝”连接的外围墙 杜伯坚/摄
《议禁把门条规》碑刻 杜伯坚/摄
【注释】
[1]李书吉重修:嘉庆《澄海县志》,序(蒋攸铦),澄海博物馆馆藏影印本,第1页。
[2]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82页。
[3]连横著:《台湾通史·开辟纪》,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4]李宏新著:《潮汕华侨史》,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5]《潮汕华侨史》,第63页。(www.daowen.com)
[6]蔡英豪等编撰:《广东省古村落·程洋冈村》,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
[7]《潮汕华侨史》,第62页。
[8]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百七十四,延边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9页。
[9]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一,澄海博物馆馆藏影印本,第23页。
[10]李书吉重修:嘉庆《澄海县志》,卷七,澄海博物馆馆藏影印本,第7页。
[11]汕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澄海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红头船的故乡·樟林古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48页。
[12]杨万里:《揭阳道中》,陆集源著:《古今潮州港》,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3]周伯琦:《行部潮阳》,陆集源著:《古今潮州港》,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4]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一,澄海博物馆馆藏影印本,第23页。
[15]金廷烈修:乾隆《澄海县志》,卷十九,手抄本,第35页。
[16]康熙《澄海县志》,卷五,第3~5页。
[17]李绍雄著:《樟林沧桑录》,政协澄海县委员会东里镇联络组、澄海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1990年铅印本,第12页。
[18]《樟林沧桑录》,第12页。
[19]李书吉重修:嘉庆《澄海县志》,卷十,澄海博物馆馆藏影印本,第1~2页。
[20]《樟林沧桑录》,第15页。
[21]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一,澄海博物馆馆藏影印本,第1页。
[22]李书吉重修:嘉庆《澄海县志》,卷廿六,澄海博物馆馆藏影印本,第43页。
[23]嘉庆《澄海县志》,卷十,第1页。
[24]张清秀主编:《澄海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2页。
[25]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五,澄海博物馆馆藏影印本,第4~5页。
[26]同上书,第4页。
[27]金廷烈修:乾隆《澄海县志》,卷七,手抄本,第75页。
[28]蔡英豪等编撰:《广东省古村落·程洋冈村》,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
[29]兴国丁丑,即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
[30]王充:《论衡·感虚》,蔡英豪等编撰:《广东省古村落·程洋冈村》,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31]蔡英豪等编撰:《广东省古村落·程洋冈村》,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32]同上。
[33]蔡英豪主编:《潮洄头拾贝暨民间收藏集锦》,汕头市澄海区文博研究会,2004年版,第23页。
[35]南湾村,今属莲下镇。
[36]张清秀主编:《澄海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8页。
[37]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二,澄海博物馆馆藏影印本,第11页。
[38]《议禁把门条规》。
[39]《议禁把门条规》。
[40]《程洋冈粮山告示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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