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新的家人和亲属现在如何呢？这是许多读者关心的事。

最近陈禹山探访了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和张志新的丈夫曾真。他们都在北京。

陈禹山说：曾真很消瘦，背也有点驼了，与当年所见相比，判若两人。他独身一人住在北京的一个居民小区。他住在一栋多层楼房的七层，房子没有电梯，他每天沿着楼梯爬上爬下，上街买粮，买菜，自己做饭。他请了钟点工，每周上家里来搞一次卫生。他就是这样孤苦伶仃地打发自己的晚年的日子。曾真说：两个孩子，林林、彤彤现在美国。他们都已成家。彤彤只在填写个人资料时，才写上“幼年丧母”，但从不向人提起自己的母亲是谁。林林也不愿意再提及当年的苦难。

张志新在给曾真的诀别信中，要他“彻底”把她“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曾真说：“彻底忘却过去，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以办到的事情。”

30多年来，曾真一直没有结婚，没有“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他不可能走出这个悲剧的阴影。

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虽然有一个完整的家，但她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与许多六旬的同龄人相比，她显得衰老多了，走起路来也不那么灵便，上楼梯更显得吃力。她已退休。她原是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手，国家一级演员。她出身音乐世家。小时候，她就和大姐志新，二姐志惠一起组成小乐队参加演出。她们成为闻名津沽的“张氏三姐妹”。张志勤说，大姐是弹六弦琴的，但小提琴拉得也不比她差。波隆贝思库的《叙事曲》是大姐生前最爱拉也最爱听的曲子。

当年张志勤谈起大姐，常常声泪俱下，现在却常常沉默寡言。她给了陈禹山一份关于张志新案件评论的资料，这是从一本书上影印下来的。资料上说：

张志新与秋瑾同为反抗专制的杰出女性。可是与年轻的朋友说起来，许多人知道就义已一个世纪的秋瑾，而对殉难不过二十几年的张志新却茫然无知。

细一琢磨，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可理解，因为在我们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讲到辛亥革命，秋瑾是多少都要提到的，而许多年轻人不知张志新为何许人，实在是她未被载入“正史”的缘故。

张志新的被忽略，或许可视为“正史”的尴尬。

说到张志新，同样会感到尴尬的，还应有我们的“思想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诱惑，众多职业的“思想家”们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不是“思想家”的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我们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这是无论过去多少年，我们的思想界都应为之脸红的事情。

显然，张志勤想要说的，或许正是资料上所说到的。

“慷慨就义易，从容就义难”。其实，慷慨就义也不易，这是生死攸关之事。只是免除了活受罪之苦罢了。张志新烈士是从容就义的。她经受了近7年铁牢生活，受尽了肉体的、精神上的7年之久的种种摧残迫害后才就义的，她始终不“投降”。她的意志是何等刚强，死的是何等悲壮惨烈，真不容易呀！张志勤深深感到“正史”对她姐姐的不公。但她能说些什么呢？

最令人伤痛的是张志新亲人们之间的反目。张志新的娘家人和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因了张志新的缘故，一直有着深深的矛盾。在张志新平反昭雪后，就很突出。当时，有的报刊宣传刊登照片，把曾真抹去。中国青年报内参《青运情况》登过《张志新同志的女儿对张志新宣传报道的意见》。文中说：(www.daowen.com)

这里我只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对我父亲的不公正态度……

去年新华社转发我母亲大量照片时，保留了所有的家属和亲属，还有一些其他同志，惟独抹去了我的父亲。影响所及，全国照办。助长了对我父亲的误解。据传是征求了我的一个亲属的意见……

我难以理解的是：究竟有多少根据把我父亲从所有照片上抹去？明明是全家四人的照片，为什么偏偏要改成三人？另一张在平反大会后怀念我母亲的三人像也不能发？我父亲是个党员干部，涉及对他的态度，新华社为什么不去征求辽宁省委、我父亲所在单位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也不听取在“四人帮”的时期真正直接受到迫害和株连的我们的家属（家庭成员）的意见，而只是单单去问家属？

在我妈妈的冤案平反之后，省委从未否认我父母的夫妻关系，法院撤消了过去的离婚手续。妈妈虽已不能复生，但是，我们全家人都从心里感到，我们四口人从政治上、法律上和感情上重新成为一家人了。这是粉碎“四人帮”的必然结果，也是压在我们心底10年的愿望。而有的人却从他自己的狭隘观点出发，想要人为地再把我们全家人分开，不允许我们彻底消除遭受迫害的痕迹，阻挠党的政策的彻底落实。负责落实党的政策重任的新华社、党报和出版社，却没有站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的高度加以抵制，这使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

关于我父亲同我母亲离婚，这是事实，用不着回避。但这决非个人所造成！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是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直接结果，是社会造成的！

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认为这份《意见》是曾真所写，而以林林的名义发表的。她针对这篇文章，写了一份数千字的意见。她写道：

现就我和亲属们了解的与《意见》有关的一些情况加以说明，以正视听。

（一）《意见》称新华社转发志新照片时“惟独抹去了我父亲”、“据传是征求了我的一个亲属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根据把我父亲从所有像片上抹去。”我要说明，不登他的照片是我的意见（儿女们都同意），原因是他“已经徵得志新和组织上的同意离了婚”，登他的照片在法律上是不合适的，况且没有宣传他的必要。在这里我郑重申明：据说他在事后办理了撤消离婚的手续，事先我既不知道，事后我也从来承认过。因为我女儿已经无法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能将一方的意志强加于死者。至于法院批准的单方面撤消离婚是否合法，暂不在此述之。

（二）《意见》指责“负有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华社、党报和出版社，没有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的高度加以抵制。”志新事迹的意义绝不是表现在家庭中，她的光荣是属于党的，属于中国人民的，当然也是属于她个人的。众所周知，党的宣传机构的领导和同志们做了大量调查，冲破阻力，以忘我的精神和对烈士深切敬仰的心情，大规模地宣传了志新的事迹。仅仅由于在一个时期没有登他的照片，《意见》就给党的宣传机构扣上一顶帽子，这究竟是为什么？

郝玉芝写道：

我的外孙林林失去母亲时只有12岁，以后的十年，活人给她灌输了什么东西呢？《意见》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只不过是通过孩子之手，能怪孩子吗？！我不想伤害孩子对父亲的感情，但面对《意见》我若不将真相说明，难料孩子之手还会做出何等事来。

鉴于《意见》已经广为传播，有些不明真相的刊物冠以《父亲无端受指责，女儿修书鸣不平》之类的标题转发，我要求我的这篇东西也在同样渠道予以披露，以正视听。

这场笔墨“官司”没有连续打下去，但问题与情绪一直困扰着这两个不幸的家庭。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已经去世，曾真、张志勤均已进入暮年。至今，他们仍受着张志新冤案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心还在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