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喜欢有话就说的苏轼想不到从杭州调密州，从密州调徐州的八年时间里，不知不觉地为自己攒足了麻烦。

在这段浪迹山水的时光里，苏轼留下了几百首诗，并且他还不忘借着吟咏讥讽朝政：

咏青苗：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课吏：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水利：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

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这些诗传诵一时，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苏轼行文轻松自然，但是有了上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下面要写出什么来。以咏盐禁为例，本来是写农民吃竹笋，他却说竹笋好吃，可是没有咸味，因为“尔来三月食无盐”，讥讽官府的专卖食盐。

苏轼的信笔写去，简直是无法节制，他会写农民的儿子把贷款挥霍干净，回家时两手空空，只学到了一口京腔，因为官家很精明，在放款处附近开设了酒馆娱乐场所。

当这些诗积累成卷时，他的好友、驸马王诜为他印制了诗集。而同时，新党们再也不能容忍苏轼放任下去，决定寻找机会动手。

向来疾恶如仇的苏轼总是直指要害，好在目前为止，尚平安无事，他曾自言“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可是当他吐到第一百次时，被人抓住了。

神宗元丰三年，42岁的苏轼调任湖州太守。宋朝的规矩，官吏每到一个新地方任职，都要给皇帝上谢表。

苏轼的谢表本属例行公事，他完全可以略叙为臣者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以此美缺相赐，备感皇恩之类。奇怪的是苏轼前两次调职均无异状，惟有此次或许隐忍已久，不得不发。如果他仍旧吟咏那些民间疾苦一类也许敌手会考虑轻重，现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有在王安石的势力下提升起来的李定和舒亶，这些人惟利是图，随风转舵。文中苏轼直言自己天资愚笨不适合潮流，难以追随新进，年纪大了，不能再惹事生非，只能在地方上做做事。“新进”一词在王安石口里指的是快速升迁的无能之辈，在党派之争中，它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含义，苏轼如此过分，李定和舒亶等人决定出手。

第一个发难的是御史何正臣，他挑出谢表中的四句，弹劾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几天后，御史舒亶上书指责苏轼在《山村五绝》等诗中攻击新法，当中有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无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燕子与蝙蝠的争论，是这样一个寓言，一天，一只燕子和一只蝙蝠争吵起来。燕子认为日出是一天之始，而蝙蝠则认为日落是一天之始。

二鸟争持不下，就去请教凤凰。在路上遇见了一只鸟，那只鸟向它们说，好久没有看见凤凰了，有的鸟说它请假不在，有的说它正在睡大觉，现在夜枭正代替它的职位。你们去问它也没有用。

舒亶在上书弹劾的同时，呈上王诜出版的苏轼诗集。

随后，有国子监博士李宜之上表弹劾苏轼。

最后出马的就是御史中丞李定，他打出最为沉重的一拳，他陈述了四个理由，认定苏轼必须因其无礼地攻击朝廷而遭斩首，总算报了前仇。

李定因为支持青苗法而受到王安石赏识，其人本为王安石弟子，由秀州判官任上被召入京。

从南方来的李定见到王安石就说青苗法在他们那里深得人心，为何京师这里都说行不通？

正在孤军奋战的王安石闻言大喜，立即安排他和神宗皇帝相见，神宗亦是大悦，当下任命李定为知谏院，朝廷大哗，因为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必要资格，纷纷要求神宗收回成命，神宗不得已，只好改为御史。

不久，又有人举报李定在做泾县主簿时，母亲仇氏死了，私自隐瞒不守丧礼，应该治罪贬斥。

父母死了不服丧在当时中国人的伦理中可比为禽兽，非同小可。李定当然要辩解，但他的理由却十分奇怪。他说自己实在不知道是仇氏所生，所以没有服丧，这李定若是个三两岁的孩子也罢了，问题是他为官多年，其父李问曾做过国子监博士，却不知生母为谁，谁听了都要愕然。

其实李定是心中不愿认这个娘，原来那仇氏先有前夫，生下一子，成人后就是与苏轼结为至交的佛印禅师。后来仇氏又给李问做妾，才生下李定。此后仇氏又嫁与郜氏，生子蔡奴。

一生改嫁两次，这样的妇女在宋代委实不多，不过她先后生的三个儿子都不一般。所以仇氏死去，他心有所忌，不愿服丧。想不到今日关键时刻旧话重提，他只能含糊遮掩，群官哪管这个，只是齐力攻击，李定也觉无趣，只好请求辞职，总算仰仗着王安石，将他改任为中书舍人，去主管中书六房的各项文书和诏命去了。

巧合的是地方官员恰在此时报上来一个寿昌寻母的事迹，尚未平静的朝野又热闹起来。

这个寿昌姓朱，母亲姓刘，在寿昌3岁时，寿昌的父亲就把她赶走了。朱寿昌长大成人后，父亲死了，他大概极为迫切地想知道生母的下落，一直找了很多年。他在当了地方长官后，甚至派部下四处为他找娘，但终无音信，这样一直找到他50岁。朱寿昌感慨道：“50岁的人还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忧伤之下，他居然辞官不干了，回到家里说：“我要去找娘，如果找不到，我也就不回来了。”

这个年届半百的朱寿昌一路爬山过水，顶风冒寒，不知道什么叫辛苦，只是一路地细心打听。

这一日走得口渴，恰巧有户人家门前站着个老太太，他走上前去讨水，乘势又寻问起来，那老太太越听心越惊，不待他说完眼泪就下来道：“你就是朱寿昌么？”

母子相见，哭了又笑，笑了又哭，老妇叹道：“我已七十多岁了，你也五十挂零，谁想到还有母子重逢的日子，必是你至诚动天，才有今日。”

这寿昌寻母传到朝野，百官齐口赞美。若在往日，朝廷必会兴师动众，广播天下，奈何李定之事刚刚了结，竟有这不知时机之事前来凑趣，搞得神宗和王安石极为尴尬。若是表彰寿昌，便是自寻短处，但又不得不有态度，思来想去，下令朱寿昌官复原职，算是了结。

一向喜欢热闹的苏轼那时正在京城供职，岂肯放过这个时机，便写了一首赞美诗送给朱寿昌，并有诗序一篇，诗序里苏轼表面上恭维寿昌，实际在暗骂李定，那李定见了言语不得，心中大恨，遂暗记在心。

今日李定做了御史中丞，乾坤倒转，那苏轼犯在自己手里，岂能罢休。那神宗一向喜爱苏轼才华，但如今御史台连连弹劾，他也招架不住，不过既然是依法控告，他也愿意充分调查一番。案子就由御史台办理。担任了检察官的李定立即请求将苏轼押解来京，路上苏轼又必须被关入监狱过夜，神宗一听觉得有些过分，坚决不许。

志在必得的李定随后挑拣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太常博士皇甫遵，派他去湖州免去苏轼湖州太守的官职，从速押解来京。

消息很快被驸马王诜得知了，这个苏轼的好友立即派出他的使者去给在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又立即派人赶快去告诉身在湖州的苏轼。

在这个夏天的官道上，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展开了一场使者之间的竞赛，朝廷使者带着两名御史台的兵丁和他的儿子火速出发，但是他儿子在路上忽然生病，耽误了半天的行程，结果苏辙派来的使者先到一步。

这时的苏轼并不知道大祸正临。他很喜欢湖州这个新环境。当两路使者正赶得浑身冒汗时，苏轼正在院子里晾晒他收集到的名画，他的目光刚好看到画家文与可送他的一幅竹画，不觉流下泪来，这位好友已在几个月前去世了。这天，苏轼怀着忧伤写下了一则关于文与可画竹的笔记。

根据苏轼的朋友孔平仲记载，他是听湖州祖通判所说苏轼遭逮捕时，那位祖通判正好在场——苏轼已经先期得到王诜转来的消息。但他并不知道自己被控罪名的轻重，便和祖通判商量，等使者一到，就由祖通判代行湖州太守职务。

心慌意乱的苏轼尚未安排妥当，皇差便到了。

皇差皇甫遵身披官袍，足登长靴，手执笏板，站在庭院之中，要求苏轼迎接。两名御史台的兵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分立两旁，眼睛里闪动凶光。

太守官衙中的人乱作一团，不知将有怎样的大祸发生。苏轼更不例外，先自乱了手脚。这个潇洒吟唱的诗人从未经历过严酷的政治斗争。他甚至不敢出来与使者相见，六神无主地和祖通判商量怎么办才是。这个祖通判虽然没有上司的高位，但显然是个经历了地方官场倾轧的佼佼者，他看上去很同情这位诗书更长于做官的上司。他首先让苏轼明白了皇差是不可能拒见的，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先要以礼迎接。接下来苏轼又为应当怎样迎接不知所措，他似乎觉得自己既然被控，就不能穿着官衣去迎接。祖通判又告诉他到现在为止尚未正式被控。只有皇差宣布了才算开始，所以现在应当身穿官衣出去。

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笏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而立。祖通判与官衙其他人员则头戴小帽，环绕于苏轼身后。

两名兵丁手持御史台公文，气势汹汹的皇甫遵则满脸肃然，默不作声，气氛一时为之凝寂。

苏轼事到临头，反而回过神来，首先打破沉默说他知道对皇上犯的错实在太多，也知道此行必死，只是请求念在共同为大宋效力的份上，允许回家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仍旧面无表情：“没那么严重。”

众人这才松了口气，知道了至少不是死到临头。

这时祖通判上前一步道：“相信必有公文。”

皇甫遵打量一番问：“你是何人？”

祖通判告知他目前以通判代理太守职位。

那持公文士兵这才上前正式递交公文，祖通判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纸普通公文，责令免去苏轼太守职位，传呼进京。

众人大为松气，连苏轼也觉自己刚才过于紧张。

皇甫遵要求苏轼立即启程，但允许他出发前，回家道别。

据苏轼本人的笔记记载，他到家时，家人正在大哭，完全恢复了平静的苏轼忍不住又萌发了故态。他笑着向家人讲了一个故事，以安慰他们。

宋真宗时期，皇帝极力在民间访求隐居的高士，有人就推荐了杨朴，杨朴实在不喜欢做官，但是皇命不可违，只好在护卫之下来到京师，皇帝看上去很满意杨朴，有心将他留下。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回答说：“我不会。”他只想掩饰自己的才学，说什么也不愿做这个官。

皇帝又说：“朋友们送你时，送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则说：“没有，只有我老婆送了一首。”

皇帝一听，大感兴趣，只听说杨朴会作诗，从没听说他老婆也会，忙问：“是什么诗，能告诉我么？”

杨朴点头，便把那首诗念了一遍：

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真宗听了，不由大笑，就把杨朴送回家去了。

苏轼讲完了，对夫人王弗说能不能也写首这样的诗送给他，苏夫人实在忍不住失声大笑。

短暂的笑声很快就被阴沉驱散，派来的官差逮捕苏轼犹如雷霆万钧，连太守衙门中的下属都躲躲藏藏，昔日的朋友也避了开去，官差们的态度极其蛮横，直到后来苏轼在上哲宗皇帝书中提及此事，仍旧如在昨日地说官差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

家中决定由长子苏迈陪同入京。这时苏迈已经20岁，刚刚做了不到一年的父亲。苏家的塾师王适及其弟弟留下负责照看全家。启程时，那些故旧主动地断绝了与苏轼的交往，没有人来看望这个前途未卜的犯人。只有王氏兄弟和一个叫陈师锡的设宴为他送行。但是湖州的老百姓都跑出来看太守出发，并泪如雨下。

的确，没有人敢保证此行不死，从后来“乌台诗案”了结作出的判刑可以推知当时形势之严峻，那还是开恩后的宽大处理。

苏轼赴京的路上只有扬州知州鲜于前来看望，但御史台的官差把他赶走了，鲜于只好叹息而去。他的下属劝告他：“你和苏轼关系密切，从前来往的书信，要全部销毁，否则必受连累。”哪知鲜于更加慷慨：“背弃朋友的事，我不忍心，世上如果因义获罪，后人必有公论，我不怕。”后来他果然遭到罢黜，降职去主管西京御史台。

路上苏轼多次想自杀。

根据他给皇帝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又据孔平仲记载，自湖州出发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上月高浪大。苏轼不知将被判什么罪，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案子会连累好多朋友，因而想一死了之。后来一想，倘若如此，必会给弟弟苏辙带来麻烦，方打消念头。

后来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叙及，家里烧了他与友人的大部分通信和手稿。苏轼的家属是随后入京的，当他们到了安徽宿县时，御史台的士兵赶来搜查船上的行李，女人和孩子们十分惊恐地看着士兵们包围船只，粗暴地执行公务，寻找苏轼的诗、书信和相关文件。

好容易把那些士兵盼走后，女人们的怒气终于发泄：“这都是写书招惹的，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把人都吓死了。”于是她们一起动手，焚烧苏轼的手搞。

苏轼的乱写带给后人的是高山仰止，但留给家中的，却是此后的历经磨难。苏轼出狱后，发现书信、手稿残存者已不过1/3。

经历了20天的行程后，苏轼走进了御史台的监狱。

御史台也称乌台。汉代御史台有一个时期院中多树，经常有数千只乌鸦住在上面，朝夕往来，因而得名。

苏轼因写诗获罪，下到御史台治狱，史家们便称此案为“乌台诗案”。

苏轼获罪的根本原因是他反对变法，并时刻不忘以诗攻击。新党们下定决心此次要置他于死地。

尽管新党领袖连遭败绩，但政府实权在神宗皇帝独撑变法这面大旗的荫庇下，仍旧掌握在新党手里，他们眼见政局动荡，变革局面难卜，遂从苏轼开刀，以换取变法形势的稳定。苏轼对此心知肚明，难怪路上他一再企图自杀。

后人能够得以详细了解乌台诗案，得益于南宋陆游留下的一本书，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轼的文件。

陆游勤于写日记在历史上是极为有名的，他对苏轼留下的手稿和拓片特别爱好，在苏轼死去六七十年后，他见到了这些遗物。同时他也留下了这些东西的来历。

北宋在靖康元年于金兵的战火中灭亡时，大小官员沿南北官道向南方逃难。他们携带了大量的珍贵文件。在扬州，一位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无意中看到了乌台诗案中苏轼的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了出来。

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后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这位宰相决意不取酬金，只是要求以那份手稿为代价。那些后人经过反复商议，最后答应只能交出一半的手稿，另外一半作为传家之宝。

根据陆游的记载，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轼亲笔手写，并有改正之处，由苏轼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

正式的审问是从入狱的两天后开始的。被告苏轼自称现年四十四岁，然后自叙家族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述历任的官职。此后他便把由他推荐为官的人一一列出姓名。历代风气，互相举荐是为官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朝政始终摆脱不了裙带关系的根源，但这种方式也有其合理性，因为熟悉的人大多不是亲戚，便是朋友，熟悉了才知道此人有多大能耐，胜任什么样的工作。不过如果被荐者为官后败坏腐败，举荐者常常也要遭到连累，而从被举荐者的贤与不贤，常常也可以看出举荐者的贤德如何。所以在当时的官吏因事入狱后，对此事交待是必行的公事。

苏轼做官过程中，曾受过两次记过处分。一次是在他任职凤翔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8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下属挪用公款，他未呈报，也被罚红铜8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在最初的审讯中，苏轼承认他游玩杭州一带的农庄时写下的那些诗，是对农民食无盐、青苗贷款等等弊端发泄的怨言。那份最终给他带来这场狱难的谢恩表以及新党们弹劾他的表章中所指责的大多数事实，他也都表示承认。不过他一直否认给朋友写过这类讽刺诗，也想不起写过其他有关时政的文章。

但在结论上，苏轼并未与那些弹劾表章达成共识，一直声称自己无罪。他认为到底怎样才算诽谤朝廷，怎样又不算诽谤朝廷，这个标准是什么，很难判断，不是一面之词或是一个角度所能决定的。

但是后来，苏轼又决定服罪，他承认曾经写过讽刺诗诽谤当政，并且和一些朋友投寄过这样的诗文。对前后的改口他解释自己并非隐瞒，因为一首诗的内容如何，各人有各人的理解。

苏轼此举很快带给他一项任务量很大的工作，他不得不为被指控的那些诗进行解释，那些诗有一百多首。后人有幸，因为有了“乌台诗案”，才得以见到一个文学史上永远都不会被忘记的诗人，对他自己写下的那些文句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分析，这是文学史中和他地位相仿的人从没有做过的事情。

在审讯期间，苏轼奉命在一道供词上签上了他的名字，那道供词的意思是多年当官，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加上朝廷爱用年轻人，彼此并非同道，因而才写了这些诗传阅众人。

这样的供词签就签了，那些被检举的诗文白纸黑字，他苏轼是推不掉的，挥笔写那些东西总得有个意图，皇帝也总得知道个原委。

大概在历朝的文字狱中，苏轼罪状的数量可以称最。因为文责自负，狱中的苏轼惊魂甫定后，开始水来土掩，这时他一定认为自己总是能够寻到乐事，即使落难也是如此。在法庭上，苏轼面对法官的提问，一首首，甚至一字字地讲解他那一百多首诗，仿佛在讲授写作课，对他那些文章的主题、表现形式、表达技巧，他必须反复讲解。

苏轼的部分罪状如下：

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诗案》说：“此诗意，言是时贩盐者多带刀杖，故取前汉龚遂令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意，言但得盐法宽平，令民不带刀剑而买牛犊，不劳劝督，以讥盐法太峻不便也。”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诗案》说：“此诗意，言百姓请得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贵使却。言乡村之人，一年两度夏秋税，及数度请纳和预买钱，今来更添青苗助役钱，因此庄家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着次第，但学得城中人语音而已。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嗟余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

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诗案》说：“任杭州通判日，转运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与知州孙觉相见，作诗与之。某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言时事是非，意言时事多不便，不得说也。”

天目山前渌浸裾，碧澜堂下看衔舻。

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

《诗案》说：“某为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转运司差相度堤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兴水利之人，以讥水利之不便也。”

秋日牡丹

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

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

《诗案》说：“杭州一僧寺内，秋日开牡丹花数朵。陈襄作绝句，某和之。此诗讥当时执政，以化工比执政，以闲花比小民，言执政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暂闲也。”

寄子由

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诗案》说：“某初到杭州，寄弟辙诗，此诗云：‘眼看时事力难任’，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也。言己才力不能胜任意，亦是讥新法事烦难了办也。”

八月十五观潮

吴儿生长狎滔渊，冒利忘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诗案》说：“时新有旨禁弄潮，故云‘吴儿生长狎滔渊，冒利忘生不自怜。’盖言弄潮之人，为贪官中利物致其间不溺死者，故朝旨禁断。某为主上好兴水利，因作此诗，言‘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意言东海若知此意，当令斥卤地尽变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者，以讥兴水利之难也。”

和李常韵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诗案》说：“李常寄来字韵，某依韵和之。此诗讥新法减刻公使钱太甚，及造酒不得过百石，致弦管生衣，釜甑有尘，及言蝗虫、盗贼、灾伤、饥馑之甚，以讥朝廷政事阙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也。”

题风水洞

山前乳水隔尘凡，山上仙风舞桧衫。

细细龙鳞生乱石，团团羊角转空岩。

冯夷窟宅非栋梁，御寇车舆谢辔衔。(www.daowen.com)

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字脱讥谗。

《诗案》说：“熙宁七年八月望，游杭州风水洞，留题此诗云：‘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字脱讥谗。’意谓朝廷行新法之后，世事渐以艰难，小人多务谗谤，某思之不可以合，又不可以容，故欲弃官，求隐居之地也。”

习射放鹰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美风骄马跪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微，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朝若用西凉薄，白羽犹能效一挥。

《诗案》说：“知密州日，因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此诗。意取西凉州主簿谢艾本是书生，知善用兵，意以自比，言圣朝若用某为将，不减谢艾也。”

在给朋友驸马王诜的若干诗里，他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还提到“虎难摹”是为政贪婪的象征。在给曾巩的一首诗里，他说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在给张方平的诗里他把朝廷比为“荒林蜩蛰乱”，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

当年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若是仔细品味，便可知道官吏们为何愤怒了。

其中一首是：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和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

苏轼很佩服这个刘恕，所以用不怨不怒把他比作孔子。接下来，苏轼列举东汉经学家派弟子东行、西汉萧何以智勇平定淮南之乱的典故。然后，他借伯乐路过盛产良马的冀北，冀北骏马遂无一事暗指满朝无真才。此外，他又以独鹤隐含在朝之人皆鸡鸭之辈。而更加“令人愤怒”的是，他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分。

他给这位朋友的第二首诗是：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

癫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这首诗先说读书人侈谈仁义，实则以此为阶梯捞取功名。接下来讲了一个庄子的典故：庄子来看在魏国当相国的老朋友惠施，惠施很紧张，担心被取而代之，暗中下令准备赶走庄子。

两人见了面，庄子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有种鸟叫凤凰，不是甘泉它不喝，不得竹实它不吃，这时有只猫头鹰正吃一只烂老鼠，看见凤凰来了，怕抢走它的老鼠，便发出怪叫威吓。庄子讲完了对惠施说，现在你也要向我发出怪叫吗？

苏轼如此不敬，把当政者比作鸣蛙，比作鸣蝉，比作夜枭，甚至骂人家不是人而装人“沐猴而冠”，人家为什么定要对苏轼有好感呢？

大约一个多月后，审问终结，全部记录都上呈给神宗皇帝，由他做最后的判决。因为皇帝下令凡是与苏轼交换过诗文的人，都要将手中诗文呈上备查，因而牵连的人很多，尤其是驸马王诜，他和苏轼的交往甚为密切。

现在连皇太后也关心这件事了。这位神宗的老祖母、仁宗的后宫曹太后如今病得很重。当神宗来探望时，她告诉神宗，当年已中进士的苏轼兄弟，参加了在宋代十分重要的“制策”考试，苏轼兄弟不仅通过，而且苏轼蒙赐入三等，在整个宋代只有他和吴育两个人获此殊荣。

因而那天仁宗皇帝回到后宫，高兴地说：今天我为后代选了两个宰相。

苏轼的策论有的后来成为学校教育中必读的散文。

老祖母怀疑苏轼下狱是仇人恶意中伤，告诉神宗文人歌诗吟咏，本是常情，对此吹毛求疵，罗织成罪，便不是人君所为，一定要三思而行。

与此同时，狱外的营救工作也在紧张进行。

大臣吴充上奏，为苏轼极力辩护，强调苏轼不能判死刑，应该从轻发落。

又有王安礼上谏：“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主子，都不以言语而加罪于人。苏轼文才出众，本以为骏马任骑，事实是抱负难展，怎能没有抱怨，所以才写写闲诗，发发牢骚。如果下狱判罪，恐怕后人会认为当今皇上心小，难以容才。”

神宗迟疑道：“朕本来是不想重处，但苏轼无拘无束已引起众怒。我倒是担心你为苏轼辩护，有人会害你，你最好别再乱说了，我会尽快判决。”

苏辙恐怕是所有人当中最为焦虑的。他很快赶到京城，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则宁愿为此归还一切官位。

从苏轼萌发自杀的念头和入狱之初的否认来看，他一直在力图避免连累朋友。但当他发现拖延和隐瞒是混不过关的时候，索性抖得一干二净，但同时强调，文字所反映的内容在各人眼里是不同的，仍在为朋友掩护。

在外面，苏轼的朋友张方平和范镇正极力奔走，他们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中伤是有严格区别的，而御史们则坚持那些文字是对朝廷和皇帝的恶意伤害。张方平又拿出《诗经》，说这本经过孔子删订的经典作品中却有许多是对当政者的讽刺，在一个讲求道义的国度，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

狱外在针锋相对，苏轼则完全处于被动等待中，不如将等来何等结局，忐忑不安中的他终于又给后人留下一段趣事。

苏轼下狱，儿子苏迈的任务就是每天来看他，并送来做好的饭菜，这时苏轼又绝顶聪明起来。因为不许通音讯，所以苏轼无法知道关于此案的吉凶，于是他和苏迈约好，就是一般情况只送蔬菜和肉食，一旦发生不幸，才送鱼。

苏迈一直认真地履行责任，可是带来的钱渐渐花光了。他在离开京城到别处借钱时，可把送饭这件事托付给他的一个朋友，但这个20岁的年轻人忘了告诉食谱的事，结果那个热心肠的朋友给苏轼送去了熏鱼。

苏轼见之大惊，心知休矣。

聪明人绝望之余居然又心生一计，提笔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诀别诗：

御史狱中遗子由

圣主台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狱卒梁成是个好心人，他按苏轼嘱咐把诗送给了苏辙。苏辙接到诗，无限感动，竟伏案而泣，但他却不肯收下它。

苏辙的文声没有哥哥高，但为官之道比哥哥深，他一生没有苏轼那么多的波折，倒是因为苏轼的牵连而耽误了不少前程。

苏辙见诗，从“帝王如天”中便知道了苏轼的用意，苏轼的性格，从不歌颂，因而苏辙不肯留诗。狱卒梁成只好把诗带回来，按规定，犯人的只言片语都要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梁成把两首诗交了上去。

两首诗最后交到了皇帝手里。他看了，如何不感动？

因诗获罪，又以诗自救，除了苏轼，世上怕没有第二人。

神宗的老祖母终于谢世，这使苏轼的案子愈加松动。遇有国丧，历朝历代都要大赦天下，以示天子对臣民的宽宏。依照惯例，苏轼亦在被赦之列，还没忘记那两首诗的神宗准备借此放了苏轼。成竹在胸的李定等人眼见成功在即，岂肯付之东流，这回出马的是同平章事王，他检举的罪名十分严重：苏轼想谋反。

皇帝大为吃惊：“他若犯别的罪都有可能，惟独不会谋反。”王于是告诉皇帝他的根据，苏轼有首诗是写两株老柏树的，其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说龙是皇帝的象征，更重要的是既然龙在九泉，一定在暗指将有新皇帝出现，那个新皇帝出身寒微，正在民间。

皇帝这回看清了他的用意，说：“他吟的是柏树，与我何干？”

这时章惇尚未与苏轼反目，趁机道：“龙也不一定仅指皇帝。”

神宗点头：“孔明自称卧龙，可他也不是皇帝。”

章惇和王下了堂，章惇便问：“你一定要赶尽杀绝吗？”

王说：“这都是舒亶说的。”

章惇愤然：“舒亶的唾沫你也吃么？”

舒亶已经下定决心杀掉苏轼。这次驸马王诜终于被牵连进来，舒亶告他与苏轼朋比为奸，结党营私。

李定再次上奏，力请那些合乎大赦的犯人，一律不予赦免。

舒亶则又一次请求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陈襄、刘挚等人处以死刑。矛头直接指向了旧党领袖。

苏轼的命运，吉凶难卜。

这天晚上，京城里刚刚敲过暮鼓，苏轼像往日一样，准备睡下。狱门忽然打开，进来一人，看也不看苏轼，往地下扔了一个小箱子当枕头，一言不发地躺在地上就睡了。

苏轼以为他不过是个囚犯，也懒得开口，照旧躺下，很快就睡着了。

大约四更时分，梦中的苏轼觉得似乎有人在推他，恍恍惚惚地睁开眼睛，见那人对他说：“恭喜！恭喜！”苏轼吃惊不小，翻起身子莫名其妙地问那人什么意思。

那人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带着那个小箱子就走了。

苏轼疑疑惑惑地睡去，醒来时，天色大亮，环顾室内，空无一人，完全不似昨夜来过人的样子，心中惊奇不已。

出狱后，苏轼才知道那是皇上派来的，那人见苏轼起居如常，且鼾声如雷，回去报告皇上说苏轼睡觉睡得很沉。

神宗听了自语道：“苏轼问心无愧，才如此安静。”

这天，狱卒梁成照例提着一个食盒进来，摆齐了四样菜，苏轼一看，不仅有鱼，而且有酒。

他心中一颤，几乎失声。狱中的规矩，处决犯人时才送酒喝，他心知限期已到，想一想也是意料之中。

平生的最后一顿饭毕竟不那么好吃。苏轼倒上酒，索性召呼梁成：“来，你也来喝一口。”

接着又摇头：“唉，这种酒你怎么能喝呢？”

梁成笑了：“这是喜酒，你今天就出狱了。”

苏轼大喜过望。

这一年的冬天，朝廷发布圣谕，将苏轼贬往黄州，任团练副使，不准擅离该地区，且无权签署公文。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闲差，整个宋代，许多被贬黜的官员，都享受过这个待遇。

苏轼下狱，再贬黄州时，王安石正在南方江宁的“半山园”里散步，他已经告别政治生涯3年了。

乌台诗案审判的结果，有39人受到牵连，其中3个人受到严重处罚。

驸马王诜因泄密给苏轼，并且未能及时将苏轼的诽谤诗文呈出，被削除一切官爵。

王巩，苏轼好友，真宗年间宰相王旦的孙子，张方平的女婿，这次无辜受累，因为有人看不惯他，借机将他发配到西北。苏轼为此歉疚多年。

苏辙，作为苏轼弟弟，必受连带，又曾奏请朝廷以纳还官职为兄长赎罪，有要挟嫌疑，遭受降职处分，调至离黄州160里远的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中，张方平等人被罚红铜30斤，司马光、范镇及苏轼另外18个朋友，各罚红铜20斤。

旧历除夕，经过了4个月又20天狱中生活的苏轼走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行人一如往日地穿街而过，做生意的叫卖声依然杂乱而热闹，风吹在脸上，他知道了对一些人来说，生活也可以重新开始。

当天，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只给皇帝写一回诗的苏轼信笔写下了两首诗，一首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可见苏轼重返人间的心情。

另一首却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名声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诗如泉涌的苏轼积习难改，头两句充满自我胜利意识，接下来说塞翁失马并非恶运，重新得马也并非好运，也就是，人是不知道何为恶运何为好运的。“少年鸡”引贾昌典故，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贾昌实际是个伶人，由此可引申为朝中

弄权的小人，又是诽谤。城东是说他在狱中。那些御史们若再认真检查起来，苏轼必将再犯大不敬之罪。

写完这首诗，苏轼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乌台诗案虽然就此划上了句与，但它给苏轼带来了非常复杂的影响，并惯穿在他后半生的22年中。

到了黄州的苏轼为后人留下了有名的“东坡居士”这个雅号，以致后人常常称之为苏东坡。

在这里，他开始了真正的农夫生活。经历大难之后，他的性格愈加旷达，文章同样写得极为出色，连神宗都时时念起他。

一日上朝，神宗和王察确商量，想把苏轼召回京来任职。那王深知苏轼回京也就意味着旧党再起，终于拦下。神宗心中终是不忍。就在这个期间，传来一个消息，苏轼死了。那时，文学家曾巩刚死，消息说苏轼也死在这一天，由于有另一个文学大家为陪衬，使这个消息显得很真实。皇帝尚未接到公报，连忙找来一个在朝中供职的苏轼的亲戚，当消息得到证实时，皇帝正要吃午饭，此时却忽然失去了食欲，叹息道：“天下难得有这样的人才。”说完他竟离席而去。

消息传到范镇那里，这个在乌台诗案中扮过重要角色的朋友立即伤心地哭了。他马上安排家人去吊丧，但又觉得应该先派人去打听清楚。打听的结果是消息失实，原来苏轼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一连几个月都没有出过门。

经过这场虚惊，内疚的神宗决心让苏轼换个好地方住。他亲自写条让苏轼前往离京师较近、环境也好的汝州。奉命转移的苏轼在路上喜欢上了常州，于是上书请求留在常州，得到恩准。

结果这次例行公事的谢表又出了毛病。那些政敌指着“惊魂甫定，梦游缧绁之中”，指责苏轼不甘心认错。好在这回皇帝明智了许多，只是淡然说道：“我很了解他，他是好意。”

就在这次迁移中，苏轼路过南京时去看望了王安石。

这位以政治家名垂后世并以文章见长于时的老人，此时已疲惫颓委。作为领袖，在新党权力的重新分配中，王安石被自己的亲信坚决地赶下台。

后人评说他的变法所以未成功，第一条便是用人不当。他提拔的后进之才不能形成核心力量；同时按宋朝惯例，官员被贬，总是在地方上安排，王安石的中央政策总要传达到旧党官员的书案前，它们怎能发挥应有的力量？

王安石在思想和人品上都堪称怪人。当年他在扬州太守韩琦幕府供职时，经常彻夜读书，天将破晓才在椅子上打个盹，一觉醒来不洗脸便去上班。韩琦见了，以为他纵情声色，便劝他多用功读书。王安石也不分辨，后来调职离开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喜欢他。直到王安石的学者名声大了起来，韩琦方知真相。

王安石21岁中进士，46岁得势，在这期间的二十余中，他一直让人们议论纷纷的就是他一直谢绝朝廷的提升，而宁愿在偏远地区做一小吏。此次相见，两位早年是朋友的政敌尽弃前嫌，心平气和地谈论了一些往事，并在对佛学的认识上互作交流。

酒到兴处，王安石感慨地对苏轼说：“你真应该去做翰林院学士，我早就有意让你去充这个角儿。”

苏轼沉吟片刻，道：“江西抚州产一种鼓，很有名气。扬州有家富豪想买，抚州人听说后把鼓送上门去。可那鼓运到扬州竟敲不出声来，恼怒的抚州人只好又把它带了回去，过河时，把它扔到了水里。鼓掉到水里扑通一响，抚州人又恼怒地说：‘你早作声，我也不至于落到这地步。’”

王安石闻言大笑。

他们分别两年后，王安石在孤寂中死去。

变法的总后台神宗皇帝先于王安石一年死去，政权落入神宗的母亲高太后手中。司马光重新被任命为宰相，旧党再次上台，新法开始被陆续废除。

苏轼很快被召回京城，任职翰林院学士，负责起草诏书。这是一个经常由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的职位。

一次，太后忽然问苏轼：“有件事我想知道，你来京之前任何职务？”

苏轼惊讶：“常州团练副使。”

“现在你任何职？”

苏轼明白话中有话：“翰林院学士。”

“你升迁为何如此之快？”

苏轼能想到的都说了出来，太后仍是摇头，最后告诉他，这是神宗皇帝的遗言。

提起先王，二人不禁落泪。

苏轼从此开始了政坛上的得意时期，但也并非万事平静。他先是和本党领袖司马光对峙起来。重掌政权的司马光主张立即全面废除新法，苏轼强烈反对，认为应该将不适宜的废除。司马光死后，原本矛盾甚深的旧党分裂为三，苏轼被尊为蜀党领袖。在野新党诸人也企图东山再起。苏轼因为在一次任主考官时出的题目被认为是讥讽先帝，再次被弹劾，好在有太后维护，总算有惊无险。

苏轼终于萌生了远离政治的念头，经再三申请，他最后被任命为杭州太守。

二次来到杭州的苏轼给杭州人留下了著名的白堤。

这个时期，苏轼不断地在京官和地方官之间往来任职。好日子过了八年，本朝高太后又死了，逐渐独理朝政的哲宗早对旧党不满，于是京都又调换了旗帜。

在新党的天下，司马光几乎被鞭尸，苏轼则第一个被开刀，贬斥岭南。苏轼的性格使他几乎在哪都能发现快乐。那枝一再为他带来恶运的笔再一次惹来麻烦，也曾经是朋友，如今成为政敌的宰相章惇读到了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枉长做岭南人”，不太高兴地自语：“噢，原来他还过得挺舒服。”于是再贬苏轼至海南。此时苏轼已六十一岁，距他生命的尽头仅有四年。

坏日子持续了七年，哲宗也死了，他的弟弟即位，称为徽宗，但掌权的是神宗皇后，今日的向太后。苏轼总是能结太后的缘，在海南三年的苏轼接到特赦令，北返。

苏轼终于回到了常州，一个月后死去。

举得起放得下叫举重，举不起放不下就叫负重。

大文豪苏轼，因性格耿介，一生一贬再贬。在“乌台诗案”中，险些丧生。

面对沉浮他仍能保持冷静、旷达。

身处现代社会的你除了应有他的超然外还应如何呢？古言“识时务者为俊杰”。

你是俊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