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的主人公是宋代文学家苏轼。与其他文字案当事人的区别，是苏轼终于能够苟全性命，这使后人有幸读到了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乌台诗案与后来明清两代的文字案有所不同，后者是一些读书人借酒消愁，或是不满朝政，或是讥讽落后民族，再则是会写字的被善于惹事生非的挑出毛病，闹个满门抄斩。

整个宋代都对读书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宏，苏轼一案的根本缘由则在于他涉政太深。

当年苏轼进京赶考时，年方20。主考官欧阳修见到苏轼的卷子，拍案惊奇，立即拿给评判官梅圣俞看，梅圣俞也赞不绝口，两人商量要取此卷为第1名，此时欧阳修心中一动，再取卷子来看，怎么看怎么像自己学生曾巩的手笔，思之再三，挥笔在卷上写下第2名。直到卷子开封，方知是苏轼。

若干年后，梅圣俞见到苏轼，问起当年圈阅苏轼考卷时百思不得其源的一句古语出自何处，苏轼答曰：是我杜撰。梅圣俞一连惊讶了好几天。

两个月后，苏轼和弟弟苏辙参加殿试，双双被钦点为进士。

当时的学风，凡是经主考官考取的功名，被考者要尊主考官为恩师，二苏从此出自欧阳修门下。宋朝士大夫尤好喧哗取闹，极小的事情也会引起持不同政见者激烈的争论。赵氏皇帝又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置了御史台和谏院，两个系统如同后来飞机上的引擎，当一个失去功能时，另一个仍旧工作。除此之外，宋朝还提倡任何高级官员都可以对上至宰相，下至九品提出抨击和指责，甚至也包括皇帝。

这为一生都在舞文弄墨的士大夫提供了一个用武之地，他们随时随地可以对任何事情表现出自己的观点，于是唐代的牛李党争那样复杂纠缠的人事网络比起此时也要略逊一筹。

苏轼时代，由于王安石的崛起，士大夫们的注意力便集中在改革上，从而形成新党与旧党之争，双方都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引得一群士林学儒乱作一团。

欧阳修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反对者，苏轼同样没有摆脱宋王朝士大夫喜欢结党的特点，遂和欧阳修站在同一个战壕。

其实苏轼本来与王安石相熟。王安石喜欢字源学，但他的字源学只是关于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喜欢凭空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

苏轼喜欢用反论证法，一天遇到王安石说：“‘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子。”

又一次王安石说“鲵”字从鱼从儿，合当是鱼子，并说四马曰驷，天虫曰蚕，古人制字，定非无义。

苏轼听了拱手进言道：“‘鸠’字九鸟，可知也是有一定道理的。”(www.daowen.com)

王安石听了，以为真可以增加他的字源说内容，忙向苏轼请教。

苏轼笑道：“《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个小鸟连它娘和它爹，不正好是九个吗？”

王安石自此不喜欢苏轼。

两人的分歧是从政见开始的，苏轼显然是对王安石的变法怀有成见，并认为必须一吐为快，当时他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与行政毫无关系，却两次上书神宗皇帝，并准备罢官而去，时旧党权贵都已去职，形势十分不利，他自己知道，即使不遭大祸，也要被罢免。

但上书之后，竟如石沉大海，不甘寂寞的苏轼再上第三书，对神宗皇帝部分地废止青苗法，引用孟子的话进行攻击：正如一个偷鸡贼想改过问善，决定从此每月只偷一只鸡。

最终使事情恶化的是《三经新义》，王安石作的《三经新义》对《诗》、《书》、《周礼》重新作了注释，可是这部在两年之内编写仓促的新作和王安石的字源说一样，充满了新思想，学术根底却糟不可言。可怕的是在王安石当权期间，《三经新义》被定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规定科举考生人人必读，考生见解如小有出入，便要落第。并且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新版本就要立即出现。

苏轼见王安石武断至此，十分不平。恰好有机会让他出一道乡试考题，题目是“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代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问”矛头所向，尽人皆知。

这次惹恼了王安石，他派苏轼去做开封府推官，哪知苏轼死不回头，再次上疏指责新法。王安石一怒之下，遂煽动御吏（监察委员）谢景温告苏轼有罪。众人忙了一番，没有真凭实据，便打发他去做杭州通判（秘书长）。

宋代有读书人少遇的宽松环境，他们不必像唐王朝以前那样对个人言论负完全责任，在此之前的朝代，失实的弹劾或检举，可能被免职或处死，但现在则没有这种危险，他们所能遭受的最大谴责，大多数不过是被赶出京，去做地方官。

苏轼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但旧党失势和他不顾形势地顶风而上为后来为他罗织罪名埋下了伏笔，才有了宋代少有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到了杭州的苏轼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快活的日子，那首著名的七言绝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就写于此地。

同时，因游玩寺观，感慨于道士的势力，他还为后人留下了那副有名的对联：坐请坐请上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