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由于天山和大沙漠的阻隔，天山南部地区更平静些，而北部地区的动乱似乎从未停止过。公元741年高仙芝追杀突骑施达奚部落以及公元748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在碎叶击败突骑施只是连绵不断的小规模战争中的并不太显著的两个而已。741年之前，高仙芝的两位前任盖嘉运和夫蒙灵察都有过在这一地区针对突骑施的战争。这种混乱的局面实际是西突厥帝国覆灭造成的后遗症，唐政府的温和政策对西域地区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起到多少积极的作用，在不损害中央利益的前提下，唐对西域各从属国之间的纷争大多持袖手旁观或纵容的态度，这符合以夷制夷的方针。开元年间西突厥的覆亡，随后突骑施的分崩离析，都不是武力征服的结果，而主要来自于内部的动乱。

唐在西域不断以册封各国国王及其亲属大臣和大量的物质赏赐来赢得其忠心，对于国小兵微，无力与大国抗衡并寻求保护的部族，这种政策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而西方的大食，对其征服地区实施的统治却要不得人心得多。大食的扩张与唐根本的区别是，其扩张的动力更多的来自于物质利益。尽管在名义上，他们只对不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征税，但随着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民族集体改信伊斯兰教之后，他们仍为了保证利益而继续对其征税，甚至为了源源不断的获得收入，不再鼓励被征服地区的人们信奉伊斯兰教。西域地区原本的宗教，最大的是佛教，其次是祆教（锁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大食人在这些地区所征收的赋税尤为沉重，以至于康国和石国等国王不断写信给唐玄宗，请求派兵对付大食。但唐可能在权衡得失后，并不打算与大食决裂，因为在对付共同的敌人吐蕃方面，后者始终被看作不错的盟友。

这种微妙的局面在公元747年后发生了转变，首先是大食国内，由于前述的原因，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地区由于不堪忍受不公平的税收政策不断发生起义，黑衣大食趁机在波斯崛起，阿布·穆斯林（Abu Muslim，中国史籍称作并波悉林）率领的军队攻占了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取代了伍麦叶王朝。而中亚地区的战乱则一直持续到公元750年前后。一向处于唐与大食夹缝中的石国和周围的一些突骑施部落似乎也找到了独立的机会。这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在大食的压迫下忍无可忍，一方面因长期以来向唐政府的求助只换来一堆悦耳动听的头衔而根本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援助愤愤不平，足以使他们与一直就蠢蠢欲动的突骑施部落联合起来同唐和大食决裂。而一旦唐政府在这一地区用兵，就难免会跟大食发生摩擦。

史书却把这笔战争帐完全记到了高仙芝的头上。自旧唐书起，几乎所有后来的史籍，都含糊不清的用几十个字来描述这场战争，并充满矛盾地认为这场战争的失败是高仙芝一手造成的。以一战而定功罪，可谓冤乎！

前面说过，唐对边疆小国的征伐，一般的手段都是攻破其城池，俘虏其君主，并在战争结束后连同其他物质虏获一起解送长安，然后在当地另立新的君主或执政长官，此后接受其朝贡，并不派专门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去管理这个国家。特殊的情况，像唐在小勃律征募的守军，并非用来对付当地人，而是用来防御吐蕃。而被俘虏的君主，也只是解除其权力，在送到唐朝皇帝那里时不但不会受到处分，反而会受到相当隆重的接见并给予一定官职，只是，没有特殊情况，不允许其回国。这一点上与罗马将军们的凯旋有类似之处，也有显著的不同。高仙芝对石国的征伐，正是这样一个典型实例，把史书中的描述综合起来分析，即使按两唐书李嗣业传中最严重的说法，“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也看不出有超出其他任何一起类似的征服战争的破坏程度。况且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杀老弱而虏丁壮的做法即便游牧民族也都很少采用了，以大唐的政策和高仙芝的胸怀气量，更不可能。另外，高仙芝的这次讨伐，还包括突骑施和其他昭武九姓（粟特人）国家，并非仅针对石国，何以只以此方法对待石国。高仙芝在公元751年入朝献之阙下的，不光只有石国王和来自石国的物品，何以只听见石国人的号哭。

石国在昭武九姓地区，算是较大的国家，之前在公元740年，唐玄宗曾册封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为顺义王，第二年他曾上书玄宗请求讨伐大食，被拒绝。公元742年，又册封其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而在公元753年石国恢复对唐的朝贡后又有封其为怀化王的记载，新唐书却说他被斩于阙下，欧阳修大概搞错了。我推测的具体情况是，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的名字应为伊捺吐屯，屈勒是其部族封号，音同突厥人的阙特勒，名字上相似的证据是，在公元658年其王名为瞰土屯，被封为大宛的舍提于屈昭穆都督，舍提于屈昭穆，大概也是屈勒或阙特勒的另一种译法，在公元713年后其王名为莫贺咄吐屯，被封为石国王。而那俱车鼻施则很有可能不是正统的王室传人，因为如果不是国内出了大的派系对抗而国王又无可奈何的话，很难想像唐政府会在一国内册封两个王。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742年对那俱车鼻施的册封是记载的错误，二是石国内分化为分别以国王和那俱车鼻施为代表的两大势力集团。类似的例子可以在公元731年找到，康国王乌勒上表请封其子咄曷为曹国王，默啜为米国王，获得了唐玄宗的准许。

伊捺吐屯在公元748年前后——这一年王正见曾在碎叶攻击并打败突骑施，这应是一系列叛乱中的一个——趁乱与突骑施及其他一些小部族谋求独立，此时黑衣大食的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与其部将齐亚德·本·萨里赫挥师北上，正在与阿姆河和锡尔河河间地区的反对者作战。伊捺吐屯在公元750年遭到唐军进攻，随后被高仙芝虏获并送往长安，史书上没有记载另立新国王的事，说明唐有取消其国王藩号的意图，而这可能使原本有望继承王位的那俱车鼻施大失所望，唐在处理这一地区的事务中的表现——屡次回绝他们的求援，却在他们公开宣布与唐决裂时派兵征讨——也可能激起了石国及其周边地区民众的不满，因此他们彻底倒向了大食。怛逻斯战役后，唐与大食双方出于相互的利害关系很快和好，那俱车鼻施于是又返回早先的策略，一方面迫于武力不得不继续臣服于大食，一方面抵御不了唐朝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诱惑，又派使臣去长安示好，唐则顺水推舟重新册封其为怀化王。昭武九姓地区大多数的小国家，比如康国、安国、史国等，大多处于这种两难的境地。

高仙芝在这次征讨过程中还俘获了一位突骑施可汗，并且在边境的敏感地区可能已经与大食守军发生了冲突。《太平广记·卷第414》中有记载传说高仙芝征大食，得宝物诃黎勒，长五六寸，佩戴于抹肚中可防治百病，传说虽大多无稽之谈，但也必有其蓝本，这里所说的征大食，很有可能就是指这次出兵，民间可能已认同昭武九姓地区为大食属地了。而在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人眼里，石国、拔汗那、怛逻斯就已经是大食的领地了。在高仙芝得胜返回龟兹后，也就是在公元750年末到751年初，齐亚德·本·萨里赫终于平定了动乱，并裹挟着当地的昭武九姓诸胡向两河上游挺进，进入了此前高仙芝已征服的地区，即石国，以及稍北的地方。既然唐已将这一地带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么这种行为显然是不能容忍的。

丝绸之路的北线，由安西至碎叶至怛逻斯，然后分两路，一路由怛逻斯至石国至扎敏，一路由怛逻斯至拔汗那至扎敏，汇合后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在唐全盛时期往来西域的商贾很多，唐驻扎在安西的军队，有相当一部分军费是向过往商人征税来解决的。粟特人最善经商，昭武九姓地区的收入，也多出自商业。因此，唐军在和平时期，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打击惯于在这些地区抢劫的少数民族部落，维持交通的通畅，而大食的介入，目的则是独霸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这是双方的另一个矛盾。

这么说起来，“责其无藩臣礼”只不过是讨伐石国的一个细枝末节的理由而已，伪与其约降倒像是高仙芝的作风，但屠杀老弱（注意，不是屠城）却无论如何都有些言过其实了。两唐书说高仙芝攻入石国后掠夺了大量财物，然后又说他发财后也不知道珍惜，大大咧咧的谁要就给谁，也不知道是夸他还是贬他，我是当夸他的。——高仙芝的贪欲，是战争的结果，而非战争的起因。因为如果是为了满足贪欲，大可以向安禄山学习，定期摆几桌鸿门宴，邀请一些部落酋长来赴宴，然后在酒席上收割他们的脑袋，再拿这些人头去长安邀功请赏，岂不更方便？(www.daowen.com)

如前所述，齐亚德将军率领着大食军队逼近怛逻斯，率先发动了战争，高仙芝则跟往常一样，仍率领着包括突厥、拔汗那、葛逻禄人在内的一支藩汉联军马不停蹄的奔赴了前线。关于这支军队的人数，历史上众说纷纭，总也弄不出个准确数字。两唐书说是两万人，通鉴说是30，000人，《通典》说被杀和被俘总数达七万人，后人倾向于六万到七万人。按唐初定例，安西都护府驻扎的总兵数为24，000人，武则天时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在安西的驻军增加到30，000人。到张说在开元年间废除府兵制后，从河西和安西本地招募军队来轮换守卫四镇，兵力又有所增加，北庭两都护府受安西都护府节制后，安西节度使在西域地区可调度的政府军总兵力应该在六万人左右。就是说，高仙芝可以用来进攻的军队，不会超过30，000人，而参与联军的其他部落军队，应该也不会超过30，000人，所以，高仙芝的军队应该在五万人到六万人之间。根据大食一方的资料，也大致可以证实，双方起初相持了五天，兵力是相当的，大食用来平定两河流域起义的兵力，不会超过四万人，吃了败仗后，后来又有增兵万余名的说法，因此，大食的军队总数，也在六万人左右。

从距离上推测，高仙芝的军队可能是由疏勒集结然后长途行军350—400公里到怛逻斯城迎敌的，一般认为这种远距离深入是轻敌的表现，并把后来兵败的部分原因也归咎于轻敌。但我认为这恰恰是高仙芝用兵的风格，这个距离，还不能算冒险，小勃律之战的危险系数要高得多。长途奔袭的确能够带来补给上的困难，但比较起来大食一方的情况也不见得好到哪儿去，双方在这一点上彼此彼此。还有一说高仙芝擅长山地战而不擅平地战，这也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西域地区本就多高山，碰巧高仙芝又多打了一些山地的漂亮仗，却又怎么能凭一场平地战的失利来推论他不善于打平地战？

大食军的战斗力如何强大，自然不必再多言渲染，怛逻斯之战是名副其实的平地阵地战，经过五天（这个数字来自两唐书，使我很怀疑，但不管怎么说这仗打得很艰苦）的相持，双方都没有占到便宜。战局是在葛逻禄人忽然叛变后发生了根本性扭转的，各种史料都证明高仙芝的军队是在夜间忽然遭到了葛逻禄人和大食军的前后夹击后溃败的。葛逻禄人为什么叛变？我推测大食一方在这段时间里偷偷跟葛逻禄人接触并策反成功，至于使用了什么手段，给了什么好处，不得而知，但怛逻斯之战后葛逻禄人轻易崛起，控制了碎叶地区，这是被众多研究者忽略的事。与葛逻禄人相反，拔汗那人却是百分之百尽力的。之前拔汗那被大食所攻，君主被杀，被迫向东迁移而依附唐朝，对大食人心存怨恨，而且拔汗那人与近邻石国也并不和睦。

李嗣业苦劝高仙芝逃走的话包含了一些可供猜测的信息，“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诸胡知，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为贼所虏，则何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唐军与大食军的战斗，双方都有诸胡相从，但大多呈骑墙之势，并不尽力，一旦葛逻禄人倒戈，战局扭转后，就乘机倒向大食一方，并力事汉。如果说高仙芝犯了错误，那么他的错误是，误把葛逻禄人当成了坚定的盟友而放心使用，这实际是情有可原的，葛逻禄人之前确实曾一度与唐军亲密合作，在对付西突厥王朝的战争中出力不少，造成了忠心耿耿的假象。高仙芝忽视了的情况是，葛逻禄人站在大食一方战斗在这一地区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与唐军并肩作战所能获得的好处。高仙芝不愿逃走的原因可能是，骤然兵败后唐军陷入混乱，损失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如果有机会使之重新恢复纪律，则完全有机会再战。但困难恰恰是，当时在夜间，局面已经完全失控。

唐军完败，段秀实和李嗣业收拾了数千残军保着高仙芝撤离了战场，大食军队似乎没有乘胜追击。原因大概有三个，大食军的后方并不稳固，也不敢深入；再往东多是山地，唐军防守较严密；不愿与唐朝决裂的太过分，毕竟比较起来吐蕃更恐怖些，还需要继续与唐联盟。段秀实和李嗣业受到了高仙芝的表彰和举荐，高仙芝虽然几乎全军覆没，但唐在西域地区的实力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同一年和之前一年杨国忠和鲜于仲通在云南进攻南诏王阁罗凤，损失了70，000人。还是同一年，安禄山带六万人去攻契丹，被杀得几乎片甲不留。这些失败的战争，都未能从根本上伤到大唐的元气。怛逻斯之战的意义，仅仅为大唐王朝的盛极而衰作了一个象征性的注解而已。

说白了这是个碰巧了的偶然事件，却被后来的广大爱国史学家塑造成了一座中华古文明向西方输出的伟大里程碑：阿拉伯军队俘虏了中国的20，000——先不说这个数字根本就是夸大了的——军队，其中有大量工匠，于是伟大的造纸技术就这样一下子被带到了阿拉伯，然后又传到了欧洲，然后就革了他们的科技的命。这件事看起来就像天方夜谭，好像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交流，是这么一下子开始的，可是似乎没有人觉得可笑。

丝绸之路也不是在这一年才开通的，大食的商人，粟特的商人，还有中国的商人，都不知道拿纸这样的好东西来赚钱？外国商人就没对这种神奇的技术发生过兴趣？造纸术又没申请专利！早在公元7世纪60年代，玄奘大师去西天取经的路上，就在波斯的许多地方看到中国人的聚居区和作坊，说明技术的传播和交流早就开始了。而且，到公元750年左右，扬州、广州已经是著名的世界性贸易港口了，在广州定居的大食和波斯人之多，以至于在公元758年的时候，他们竟发起动乱，洗劫了广州城，然后驾船扬帆而去。海上贸易由于不怕被劫掠，比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陆上贸易还要发达的多。造纸术就不能以这种渠道传播到阿拉伯？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历史往往不过是强权者手中的玩物。齐亚德将军打了大胜仗，欢天喜地的当了外乌浒河总督，却为其顶头上司阿布·穆斯林所杀。阿布·穆斯林自己也没得到好结果，他为推翻伍麦叶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所立下的功勋已经足以招致阿布·阿拔斯的嫉妒，终于也逃不过被杀的命运。高仙芝暂时要幸运些，他带着两年里的虏获去见天子，封侯拜将，得到了一些像右羽林大将军等闲职，名义上算是位极武臣，实际上是被束之高阁了。有人说他隐瞒了怛逻斯之战的失利，我认为不可能。王正见和封常清先后接替了安西节度使的职务，也只是在高仙芝的基础上巩固了西域地区的局势，并无太大作为。怛逻斯之战也随着当事人的离开很快被人们忘记了，唐与大食很快就恢复了友好关系，毕竟武力强盛的吐蕃才是最危险的敌人。但这种短暂的平衡并没能保持多久，唐王朝已经势不可挡的走上了下坡路，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军队从西域地区迅速撤出，吐蕃人果然再一次成为了西域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