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eva等人（2017）发展了一个宏观政策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学生的流动性、合作研究和跨境教育）来对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进行评估，该报告涉及了38个国家或地区，运用了37个定量分析指标，重点考察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各国或地区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部门的支持性战略决策。^[15]

Matko和Szucs（2012）利用PEST分析法对影响高等教育机构竞争力的因素进行分类分析，具体包括：P即Politics，政治因素，考察政府政治决策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E即Economy，经济因素，考察创业组织对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影响；S即Society，社会因素，考察文化、人口、职业态度、教育水平等因素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T即Technology，技术因素，考察研发、技术改变和创新对高等教育的影响。^[16](www.daowen.com)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心（2017）提出了高等教育竞争力研究的火箭模型，该模型分三个部分：火箭启动级——高等教育投入，并认为启动虽然对火箭的升空有影响，但不直接决定火箭飞行的高度和距离，因此提出高等教育投入只作为高等教育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而不直接参与高等教育竞争力模型的构成；火箭第二级——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火箭第三级——高等教育的贡献（即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作用），并认为作为火箭的第二级和第三级，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的贡献直接决定火箭升空后飞行的高度和距离，所以是构成高等教育竞争力模型的重要组成。^[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