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道明，男，79岁，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金属材料与材料加工专业重要学术带头人之一。曾先后担任金属材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机械工程系副主任，参与了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创立和学科建设。长期致力于兵器金属材料与动态力学方面的科研工作，创建了材料动态力学研究新学科方向，开拓了金属材料在国防领域的应用研究，创建了材料动态力学试验基地。在国内首次设计制造了大能量高速材料试验机系统，获国家发明专利；改进了动态拉伸测试技术，完善了数据处理系统。从“六五”至“九五”期间主持承担了多项部委科研项目，在金属强韧化、高速冲击下材料动态力学行为、弹箭材料等领域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尤其是“贝氏体钢在弹箭上的应用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新弹种的开发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获机电部、兵器部、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并获1993年光华基金奖。以上这些工作为后来我校国家级冲击环境材料技术重点实验室的创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先后讲授过“金属材料及热处理”“金属物理性能”“金属力学性能”“材料失效分析基础”等本科生课程以及“断裂物理”“材料加工学原理”等研究生课程，主编过《金属力学性能及失效分析》《金属机械性能基础知识问答》《断口学文集》《形变热处理专辑》，与校外同行合作主编《金属机械性能》，合作翻译《金属机械性能》（俄罗斯佛里德曼著）等著作。曾三次获校优秀教学成果奖，指导本科生和研究生数十人，其中5人留校任教，成为材料学院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对金属材料学科发展、专业建设、学术梯队和人才培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曾先后担任北京市机械工程学会材料学会理事长、兵器工业金属材料专业情报网副网长、总装备部陆军材料防护专家组成员、国防科工委高强度钢专家组成员以及兵器工业总公司材料专家组成员和预研成果评审专家，在预研规划制定、项目鉴定、成果评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我校在箭弹材料和材料动力学方面的研究。

1939年，农历兔年，在这一年的四月，杨道明出生在了湖南宁乡。此时，中国正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在未来的几年中，他与其他解放前出生的人们一样，都经历了一段艰苦的生活。

解放后，杨道明进入了高小。一个县的高小并不多，在那时，高小毕业便已经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了。进入高小的他延续了曾经艰苦的生活，直到进入大学后生活才有了改善。其中那段记忆，最让杨教授印象深刻的不是生活，而是老师，他说：“当时老师非常不错，要求很严格，兢兢业业。”

1957年，高考后的杨教授进入了武汉大学物理系，正式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在这一年的9月12日，他和武大同学在操场等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接见，从下午5点多一直等到晚上10点才见到主席风采，一直高喊毛主席万岁！等回到宿舍大家喉咙都哑了，仍兴奋不已。这是杨教授在大学期间最难忘的一天。

在杨教授的大学期间，中国正经历着几场大变革。他回忆道：“大学期间运动多，劳动多，大办钢铁、红专辩论、下厂下乡劳动，大学期间基本上不是自己规划。”而此刻正在教育界酝酿的“大跃进”，竟成了他后来选择金属物理专业的一次契机。

1958年，全国上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教育大跃进”，身处武汉大学的杨教授也受到了这场运动的影响，他和8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搞金属物理的老师那里去学习、工作。1960年年底，教育大整顿开始，杨教授又与同学们一道回原班级参加统一学习。因为有跟着老师学习的两年经历，杨道明最终选择了金属物理专业。

1962年，杨道明从武汉大学毕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机部所属太原机械学院（现中北大学）的金相热处理专业工作。在这里，杨教授一干就是八九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进行了改制，杨教授等一大批老师就被调入了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

1971年，刚进入北京工业学院的杨教授与其他老师一起组织了“回炉班”。所谓“回炉班”，就是让已经毕业或面临毕业的学生“回炉再造”。杨教授说：“那时候70年、71年毕业的学生专业课没上完，基础不扎实，于是我们当时就搞了个‘回炉班’，让他们再多学一点”。但是，除了“回炉班”，一直到70年代末，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没能正常地开展。

改革开放之后教学和科研逐渐步入正轨，杨教授也开始活跃在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在此期间，杨教授第一次参加了兵器部组织的坦克齿轮氰化课题研讨会，主持会议的程正庭副局长从北京工业学院毕业，他让杨教授担任高校组组长，会后成立攻关组，这是金属材料系承担的第一个部级科研项目。回校后杨教授向系、教研室进行了汇报，教研室成立科研组，指定另一位老师担任组长，也因此，杨教授虽在组内，但没有任何工作。从这以后，杨教授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自己搞科研。他真正承担的第一个项目是“形变热处理”，经过艰难的攻关，这个项目最终获得了校级特等奖、部级二等奖的荣誉，自那以后，直到退休，杨教授的科研工作从未停止。(www.daowen.com)

在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中，杨教授主要开展了金属强韧化、高速冲击下材料动态力学行为、弹箭材料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圆满完成了“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期间的课题研究任务。他还先后担任北京理工大学金属材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机械工程系副主任、新时代新材料公司副总经理、机电部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兵工学会金属材料学会委员、北京市理化测试联合会常委，在“七五”“八五”“九五”“十五”计划期间担任了兵器部兵器材料预研专家组专家和兵器成果评审专家组专家。杨教授在“九五”期间进行的“贝氏体钢在弹箭上的应用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新弹种的开发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研究成果主要有：通过对材料动态回复再结晶、粒状贝氏体形成规律及其对力学性能影响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某型火箭弹喷管高温形变分级淬火新工艺，并设计了相应的生产线；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合作在国内首次完成了动态拉伸测试技术的研究，完善了数据处理系统；在国内首次设计制造了大能量高速材料试验机系统，获国家发明专利；与山西利民机械厂合作首次研制成功贝氏体钢焊接药筒，发现贝氏体钢在焊接过程中的自增强效应；深入研究了毁伤单元杀伤威力、材料动塑性、绝热剪切现象与材料组织、性能之间的关系，指出绝热剪切是局部绝热大变形的结果，它既可以是相变的产物，也可以是动态回复再结晶的产物，既能提高材料的动塑性，又是导致开裂的裂纹源，这一发现，对毁伤单元的形成与控制提出了新思路。

有同学提到与杨教授交流时，杨教授曾说：“科研与其他任何工作一样，都会遇到困难和麻烦，一是人际关系，二是技术难关。做事难，做人更难。我记得当我受到委屈、心情不好时，当时系主任林汉藩先生亲手给我写了四个大字，‘柔能克刚’，并告诉我退一步海阔天空，至今感到受益匪浅。如果我当时非要争个高下，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耗费了时间和精力。事情往往出人意料，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虽无还手之力，可是常有一些正义之人会伸出援助之手，拉你一把，帮你走出困境。我的这些事兵器部材料处的领导知道后，在后来真给予了不少帮助。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好人一生平安。至于攻克技术难关，的确需要有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精神，但有时也须学会绕个弯，或者逆向思维。”

令杨教授印象最深刻的科研经历，就是他临近退休时承担的“海-76炮弹”的研制。这型炮弹的研制前后共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里，实验室、研究所、工厂车间、国家靶场，都有杨教授活跃的身影。无论是工厂炼钢、制成炮弹还是靶场打靶，杨教授都亲自参与。十年下来，仅打靶用去的炮弹就多达几千发。对此，杨教授说道：“真正搞科研、做项目是很不容易的，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从1971年来到北京工业学院，到如今的2020，杨教授已经在北理工工作生活了近50年。在这50年里，北理工也发生了许多令他印象深刻的事和变化。在杨教授刚到北京工业学院的时候，这里一年仅仅招收几百人。直到20年前杨教授退休时，当时的北理工一年的招生人数也不过1 200余人。而现在，北理工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了年招收本硕博学生共计近万人，拥有气势恢宏的两个校区，再加上深圳、珠海、秦皇岛分校，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北理工的发展历程也正是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杨教授长期所在的金属材料专业在这几十年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华北大学工学院（1952年调整为北京工业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的金属材料专业已经拥有正、副教授20余人，具有相当的科研实力。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后，绝大多数教授被抽调组建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和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60年代后期，北理工金属材料专业开始艰难地重建。杨教授正是参与重建的第一批骨干力量，也是几十年来北理工金属材料专业从重新起步到逐渐腾飞的见证者和主力军。回忆起在北理工的生活，杨教授感慨万千：“北理工50周年校庆时，李鹏委员长（时任国务院总理）来校庆贺，在操场前排就座的部级领导就有八十多人，还有坦克、枪炮弹、火炸药、天线、雷达、光学、航天方面的大量领军人物，可见北理工为祖国建设输送了大量栋梁之材，为此为学校感到骄傲。”

回忆起自己的人生，杨教授也有颇多感悟，他说道：“要做好事，先要做好人。做人一定要勤奋、谦虚、公道、守信。有能力时，尽量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没有能力，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对于名利，杨教授一直持谨慎态度。他反对虚名，即使他为国防科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不愿意别人夸大他的贡献。他一直讲：“不说假话，要实事求是，不能拔高。”

杨教授对学生们十分关心，他对学生们嘱咐道：“希望同学们永远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是一棵大树，要根系中华，你是一棵小草，也要绿化祖国大地，不管将来走到哪里，永远都有一颗中国心。”

原《科技精英》的编辑李茂山先生曾经写道：“杨道明为传播新的科技进展和培养人才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多年来，他刻苦钻研，努力工作，为兵器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文：彭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