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奇坤

我来部队遇到第一个启蒙老师，就是老首长张爱萍。1940年，我在九旅参谋处一科当勤务员，那时参谋处长未到任，由一科科长王景坤主持参谋处的日常工作。王景坤除了让我帮他做些勤务工作外，还经常要我给旅首长送情况报告、请示报告及其他文件。我才从农村出来，没有见过大首长，头一次去见张旅长还有点害怕，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身上还打颤。旅长听出外面喊“报告”的是小孩子的声音，就打趣地说：“是哪个老八路来了？请进。”我听了旅长这句打趣的话，顿时感到不那么紧张了。旅长收下我送来的参谋处的文件后，就亲切地询问我：“‘小鬼’，叫什么名字？”“报告旅长，我的名字叫胡奇坤。”旅长说：“那好，从今以后我就叫你‘小胡’吧。”

后来老首长一直叫我“小胡”，直到我70多岁，老首长临终前。有次我去看望老首长，他仍叫我“小胡”。我对老首长说：“再不能叫我‘小胡’了，闹出笑话来了。”老首长问我：“什么笑话？”我告诉老首长：“‘文化大革命’后期，王静敏同志结束了在江西福州空军农场劳改回京，想找我打听一些老首长、老战友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打电话到解放军报社我的宿舍里找我，他拨通电话，一上来就叫你是‘小胡’吗？正巧在中学上学的我的孩子接电话。孩子在电话里答应一声‘是的’。王静敏同志一听不像我的声音，又追问了一声‘你是胡奇坤吗？’我的孩子很惊讶地反问他：‘你是找我的爸爸吗？稍等。’才来叫我去接了他的电话。”老首长听了哈哈大笑说：“王静敏和我一样都是坚持几十年叫你‘小胡’的顽固分子。不过，你来部队是在我的眼皮底下看着长大的，老习惯改不了了，这样叫起来亲切，也反映了我们之间长期存在的友谊和感情。”

⊙1994年，张爱萍将军给“小胡”的一封短信，要胡奇坤帮他退回某军送给他的一笔慰问金。

那一天，老首长接着又问我年龄多大了，在家上过学没有？当首长听到我回答来部队时只有13岁，在家没有上过几年学时，老首长亲切地对我说：“日本鬼子入侵我国后，犯下了许多罪行，除了农民不能种田，工人不能做工外，也使你们这些年纪轻轻的小娃娃失了学，不能读书深造。”老首长接着又说：“我们抗日部队，革命军队就是一所大学校，在这里可以边抗日边学习。做勤务员的事情不多，可以挤出很多时间来学习，跟天天要吃饭一样，人天天也要学习。当革命战士要学革命理论、学军事、学科学技术，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们现在年纪小，只能做点具体工作，长大了要为党为人民做更大的事情更重要的工作，更需要打好文化这个根底。古语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小娃娃不要贪玩，不要荒废光阴。”我听出来旅长后面这两句话是有所指的，是不点名的批评。前几天的一天上午，在搞完室内和环境卫生后，我和四科勤务员邵振礼等几个“小鬼”在半城镇从南到北那条石铺街道上闲溜达，被外出公干的张旅长碰到了，我们几个想躲，但还是没躲过旅长锐利的目光。张旅长回来可能给司令部的指导员邓永清说了，对各科的这些“小鬼”文化学习要抓紧，别让他们胡乱跑。邓指导员马上召集我们“小鬼”班开会，要求我们要每天做完勤务工作后，就坐下来学文化，不要到处乱跑。最后，他还吓唬大家说，今后哪个不好好学习文化，到处乱跑，就开他的斗争会。“小鬼”们一听说要开斗争会，都吓坏了，从此都老实坐下来学习文化了。

老首长60多年前的这次教诲，指引我走上了一条好学上进的正确道路。当时由于少年无知，天真单纯，无忧无虑，没有事做就玩，根本不考虑未来的前途。老首长的这次谈话，使我认识了“少小易学老巧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的道理。从此以后，我每天干完勤务工作，就在王科长办公室外面坐下来识字和写字。王科长出来进去经常指教我的学习，司令部指导员和旅直属队女协理员蔡德琪同志常来检查我的学习。老首长张旅长在百忙中也问过我的学习。一次，他来找王景坤谈工作，见到我坐在那里学习写字，走到我跟前就问：“小胡，你学得怎样了，拿过来看看。”我很快就把学习课本和作业本都递给老首长。老首长看了后说：“小胡学习得不错嘛，你的识字问题基本解决了，往后可以练习写日记和学写应用文。”按照老首长的指示，从此以后，我天天记日记和学写一些应用文，开始学习一些用词造句的常识，文化水平有一些提高。但是在初学应用文时闹出过一些笑话。1940年上半年，参谋处一科新来两个参谋，李参谋李扶中同志平易近人，对上级尊重，对下级关心爱护，大家反映很好。另一个戴参谋，出身剥削家庭，思想意识差劲，对上级阳奉阴违，和同志关系紧张，对下级军阀作风严重，参谋处人员上上下下都反映了这个人不好。果真这个人后来当了革命部队的逃兵，开了小差。这个人工作上不争气，却在生活上争高低。按照分工，我的任务是负责一科室内室外的卫生，照顾一科科长王景坤的生活和送送信件。科里别的参谋都一面工作一面照顾自己的生活，很少使用勤务员。唯独这个戴参谋官气十足，比科长使用勤务员还要频繁，而且要求很高，有些事在当年那种困难条件下是无法办到的，于是稍不满意，他就吹胡子瞪眼，大动肝火，拍桌子打板凳。我被他许多次无理训骂，感到委屈极了，就动手写出了一份反映戴参谋军阀作风严重的报告，交给参谋处技术书记杨新亚帮我转上去。也不知道杨新亚帮我转给哪位老首长了，后来我只知道戴参谋受到了上面批评，老首长张旅长也知道了这件事。有一天，张爱萍旅长在大院里见到我，不像往常那样大声叫“小胡”，而是叫“兹有本人胡奇坤”过来！原来张旅长也看过我写的那个报告。这是我头一次向上写报告。抗战初期，学文化只有识字课本，没有语文基础这方面的学习材料，学写作也没有什么范文，我也不知道报告的起首语怎么写法，经常看到参谋处文书给下面单位开介绍信，开头总是这样写道“兹有本部×××同志前往你处”字样，所以我就乱用这种写法在自己的报告中，开头就写了“兹有本人胡奇坤”字样。杨新亚看了当作笑话到处讲，张旅长知道了这件事，却一面鼓励我学文化后，学以致用很好，一面又指出我的用词不当。张旅长叫我过去后，握着我的小手说：“小胡，我祝贺你，你已经会写文章了。”我听了旅长的话，感到很惊讶，小时候把写文章看作是高不可攀很深奥的事。旅长接着说：“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常碰到些激动人心的事，或是耳闻目睹了些周围的人和事，用口头的方式讲给别人听叫作白话，若把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形成文字，语言通顺，层次清楚，就是一篇白话文。记日记、写笔记、书信包括介绍信、证明信、报告书、保证书都是应用文。书信写法一般是先写称呼，再就是正文，最后就是结尾，在结尾时写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就不要在开头写上‘兹有本人胡奇坤’字样的用词了。”正当我初学写作的那篇报告传出去被一些人当作笑话取笑，感到有压力，学与不学心情很矛盾的时候，张旅长这番既鼓励又指出用词不当的缺点，再教给学习方法的谈话，坚定了我自学前进的信心，又像一场春风化雨点滴入土那样，滋润着我这颗正在成长中的幼苗。在旅长的鼓励下，我与往常一样坚持记日记，练习写作文。我写的日记曾受到宣传科赵易亚科长在旅直属队干部大会上的表扬，在半城期间还曾被评为学习模范一次。后来，旅长和王景坤同志商量，王科长另找一个勤务员，把我送到旅政治部宣传队（奋斗剧团）工作，使我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的机会。(www.daowen.com)

⊙1987年，胡奇坤探望老首长时，在张爱萍将军家留影。左起：张爱萍、胡奇坤、李又兰（张爱萍夫人）。

1942年，淮北三十三天反扫荡后，为适应敌后斗争的新形势，部队进行了较大的精简，奋斗剧团被暂时撤销，所有男女队员都分配到地方的基层单位工作。我被分配到根据地边沿地区泗宿县重岗区队当文化教员。当年以濉河为界，河东是我们根据地的游击区，河西是伪军据点朱王圩子。我们和朱王圩子伪军经常打来打去，有时日伪军到濉河东岸来烧杀抢掠，有时我们过到濉河西边运河去打他们。一天夜里，区长王城东带我们区队秘密涉过濉河，对汉奸王独膀子带领的伪军发动突然袭击，敌人措手不及，被我们消灭一部后狼狈逃窜，我区队解放了朱王圩子。我第一次参加战斗，并投了两颗手榴弹，感到很高兴、很新鲜。回来就写了一篇《夜袭朱王圩》的小稿，登在九旅政治部出版的《奋斗报》上。这篇小稿发表后，1943年上半年上级就选调我到《奋斗报》社工作。解放战争中，我又被调到三野二纵《拂晓报》社工作。后来又被调到三野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社、总政治部《解放军报》社工作。我从一个来部队时学识字，文法不通，滥用词句的小鬼，到后来能被调到各级报社工作，完全是靠当初老首长的开导、培养、指教。张爱萍同志既是我尊敬的老首长，又是我小时候的启蒙老师。可以这么说，没有老首长的栽培，就没有今天的我。

张爱萍老首长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再也看不到他那慈祥的面容，听不到他那亲切的呼唤了。但是他对我的谆谆教诲和亲切的呼唤声，总是在我的耳边回响……

（选自胡奇坤著《我的军旅生涯》，长征出版社，2006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