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瑾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安徽蒙城局势随之恶化，反动县长袁传壁疯狂镇压人民抗日运动，党组织遭到破坏，我的叔父杨子仪等4名共产党员被活埋。当时我17岁，已入党，是蒙城地下党领导的救亡团体“青年抗敌协会”成员。因身份暴露，于1940年2月，地下党组织派人将我和丁同志（蒙城地下党员）护送到涡阳县新四军办事处。第二办事处就将我们送到新四军六支队（新四军第四师的前身）。为躲避国民党顽固派的追捕和通过敌人的封锁，我化装成男孩子，随党的地下交通绕远路，日夜兼程，于第三天到达六支队驻地新兴集。随后即安排我到抗日联合中学学习。学校隶属豫皖苏边区党委和六支队领导。学习课程有政治、军事、统一战线、群众工作等，使我在政治思想上得到很大提高。在学习期间，豫皖苏边区党委和六支队首长经常来校看望学员。我刚到抗日联中时，因长途跋涉，脚底打了水泡，且又感染，走路一跛二跳的。恰逢六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来校，看见我这副样子，很惊奇地问：“小姑娘为什么跳着走路？”我告诉他从蒋管区来，走得急，脚底打了泡。他便让我谈谈蒙城及淮北蒋管区的情况，问得很详细，听了以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十分愤慨，鼓励我好好学习，准备参加今后的斗争。从此，彭师长就记住了我的名字。不久五四青年节到了，在涡阳县新兴集召开纪念大会，彭司令员讲话时痛斥了顽固派的罪行，当讲到蒙城县情况时提到了我的名字，并让我上台与大家见面。这些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前左六）、参谋长张震（后左三）与师部电台工作人员合影。前左三为熊梦飞。

我从抗日联中毕业后又到边区党校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淮上地委工作队做民运工作。队长是王文长，指导员是杜宝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六支队与八路军四纵队部分部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并转移到津浦路东。我们也随淮上地委撤至路东。7月，组织决定让我到抗大四分校女生队学习。

1941年10月，我从抗大四分校（彭雪枫同志兼校长）结业后，即分配到四师司令部三科（通信科）报务员训练队受训。报训队当时驻在洪泽湖畔半城镇西南角的郑家祠堂里。当时三科长兼政委是老红军熊梦飞，电台副中队长何永忠（老红军）兼报训队队长，叶本端同志任报训队副队长，学员35人，其中女同志4人。

我到通信部门学习报务技术，据说是彭雪枫师长指定的。当时我对通信兵的重要性不了解，不安心学习无线电报务工作，天天要求调动，我每天都盼望着调令的到来。三科长兼政委熊梦飞是位很严厉的领导，批评起人来是不客气的。大概他认为我还是个小姑娘（其实我18岁了，只不过个子小），不好过分批评，因此将情况反映到彭师长那里。(www.daowen.com)

1942年初春的一天晚上，彭师长把我找去了，先是详细询问我不安心通信工作的原因、想法，有什么要求，然后，他耐心说明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举了很多活生生的事例。他说通信兵是首长的“千里眼”“顺风耳”，是战斗胜利的保障，是重要的革命工作。彭师长接着指出我的不足之处，说我还是政治学习不够，思想认识有偏差，提意见可以，但必须好好学习通信技术，闹情绪闹过了就算了，领导也未追究。这一次谈话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深感彭师长既严肃教诲，又和蔼可亲，是多么平易近人啊！后来师长让我提要求，这本是首长对下级的关怀，由于当时不懂事，就真的提出要求将张灿华、王先梅等女同志调来三科。许是有这缘故吧，不久张灿华、苏平二位女同志果真先后调来报训队。这次谈话时间长，晚上彭师长还招待我吃了油饼（在那个艰苦的战斗年代难得呀）。从此我的思想通了，学习也安心了。1942年4月，报务训练队学习结束，我被分配到四师三科一台当实习报务员，从此开始了通信兵生涯，并为党的通信事业工作了一生。若彭师长九泉有知，定会感到满意的。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开始前夕，二十一军军部从韩庄南下至合肥时，我奉命调往十八军工作，自此远离了培养我的摇篮（二十一军前身新四军第四师）和曾经一起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

2000年4月，因健康情况欠佳，在抗州召开的原二十一军老通信战士友谊聚会未能参加，是我晚年生活的极大憾事。转瞬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而怀念老战友之情则愈加浓烈，仅以此作为我回忆文稿的结束语。

（选自《拂晓寻踪》编委会编《拂晓寻踪》续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