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　斐

单斐　江西省高安县人。1919年1月生。1938年7月参加新四军游击支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第四师《拂晓报》编辑、主编，华东军区《建军报》编辑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三纵队新华支社《麓水报》社社长，《厦门日报》社社长，福建军区青年部部长，福建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等职。

在千军万马之中，彭雪枫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而在革命大家庭的成员面前，他却是一位倾注着父亲般慈爱的家主。这称呼对于彭雪枫将军并不过誉。他对身边的小勤务员、警卫员的爱，对拂晓剧团“娃娃”们的爱，也都像父亲的天伦之爱。

单说从娃娃成长为“三宝”之一的拂晓剧团文艺战士吧，他们在襁褓之中，从接受生活的抚育、学步到政治、文化、艺术素质的提高，都得到了将军的精心培育。

1940年春，任支队司令员的彭雪枫将军和张震参谋长、萧望东主任，来到新兴集看望突破敌顽封锁线回到自己革命队伍的开封孩子剧团的9个孩子。他看到穿着破布鞋的10岁女孩王幼萍等几个孩子露出了小脚指头，十分心疼，就请饲养员红军老王给他们打了10双新布绳底、咖啡色毛线编成帮的草鞋。给王幼萍的一双，同时特地交代老王哥给在草鞋鼻梁上加做一对红色毛绒线球，煞是好看。红军老王对孩子们说：

“你们可不简单咧，是彭司令员、张参谋长把自己几套衣服撕了做的；做鞋帮和绒球的各色的毛线，是萧主任他们脱下自己的毛衣，给你们做的啊！”

孩子们和他们的带队赵可人等同志，穿上了这不寻常的草鞋，参加到这革命大集体里当文艺战士，都觉得无比幸福与自豪！

拂晓剧团早在1938年5月间，在竹沟就由彭将军倡导取名而组团了。那时，著名木刻家刘砚是剧团的负责人，路丁、高维进、张彤、易河、詹如翰、阿乐和我，相继成为拂晓剧团的主要领导成员。将军在一穷二白中，把剧团拉扯出来演出，活跃了当时革命摇篮竹沟的文艺生活，叫人难忘。游击支队誓师东征前后，剧团的青年逐步走上不同的战斗岗位了，这时他们既是剧团，又是青年宣传队的成员，在进军途中进行演出和宣传鼓动工作。其后，部队出征睢杞太时，吸收了杞县大同中学等学校的一批学生入团，拂晓剧团才发展、充实、壮大了。拂晓剧团又担当了敌后文艺战斗队的工作任务。

他们中许多人是离开父母不久、羽翼未丰的孩子，将军视之如珍宝，亲切地叫他们是“娃娃”。他认为，孩子们是培养成优秀干部的宝贝，他们要演好戏，唱好歌，跳好舞，更要学好政治、文化，提高文艺的素质和成长为红色专家应具有的全面的素质。

多年来，军务再忙，彭师长和张震、萧望东、吴芝圃及宣传部部长王少庸、陈其五，也得抽身给孩子们讲形势，讲写作。还请到新四军、根据地讲学的名人钱俊瑞、冯定等讲文学和哲学问题。孩子们听贺绿汀、莫朴讲音乐、美术，听梅益讲他如何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孩子们说：“这是爸爸、妈妈给吃的‘偏食’啊！”再加他们勤练戏剧、音乐、美术和身体的基本功，经常深入部队和区、乡锻炼，体验生活，写工农兵，演工农兵，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大，革命思想感情、创作的水平更有了可喜的提高，不少人成为既有艺术理论，又有实践生活体会的文艺战士了。从路西到路东，还陆续调进了来自延安鲁艺的苏理当团长及音乐专业人才琳琳当指导员。由于业务干部队伍不断加强，剧团迅速打开了局面，能编演好一些战斗性强的短小精彩的节目，也能演出剧作家曹禺作的《原野》《日出》《雷雨》及《丁赞庭》《前线》《李闯王》等这样一些脍炙人口的艺术质量高的大型名剧了。

党和彭雪枫将军精心培育了这战斗之“宝”及其一代人，像全国解放以来任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白艾，成为新华社著名记者的杨居人，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部副主任朱子铮，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王庆华，南京市早期文化局局长董昌达，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周文（已病故），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编辑张文华，集体创作《彭雪枫将军》电视文学剧本的作者黄石文、王幼萍夫妇，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冯健，某军文工团长、空军某师政委高颖敏，上海京剧院副院长丁国岑，《福建日报》编辑、《福建民兵报》主编李欣，以及在文化宣传等许多领导岗位上的同志，都是当年拂晓剧团的小作家和文艺骨干。

在师长墓前，孩子们痛哭失声，追忆着这位巨人怎样慈父般地关注自己长身体、长思想的动人故事。

初期拂晓剧团的分队长王挺说，有一次他在新兴集向彭司令员汇报说，孩子中许多人打摆子，长疥疮，有人说“疮是革命疮，长长也无妨”。(www.daowen.com)

这时，司令员深锁着一双浓眉怒目打断了他的话，指着他批评说：“简直是乱弹琴，班里有这么多人长疥疮，你有责任！革命队伍条件艰苦，革命者长了疥疮、生了病，还坚持战斗和工作，这是革命精神的表现，值得学习。但是，对疥疮病毒放任不管，及误解为‘革命疮’，长长才算‘光荣’，这就要严肃批评了。”王挺难过地红着脸儿低下了头，陷入了沉思。

司令员对此种误解，觉得应该严肃批评纠正，但王挺也是受害者。他转而深情地笑了笑，然后具体地交代他说：“小王啊！快督促大家去卫生所治疗啊，要勤洗澡，用开水多烫烫几次衣服上的虱子……”

接着又提出，限在最短时间内消灭拂晓剧团的虱子、疟疾和疥疮，并加重着语气说：

“希望你们把革命的艰苦精神和‘长疥疮’、长虱子在认识上严格加以区别啊。我要来检查的！”

一个月以后，司令员又来到了拂晓剧团。他一个个地查问病况、饭量、起居作息和工作情况，抚摸着孩子的身体检查他们的衣服，直至无疑问可追时，看到孩子们基本上消灭了疥疮、虱子和制止了疟疾的蔓延，才满意地笑着说：

“孩子是革命队伍的宝贝嘛。越是现在物质条件不好，越要关心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否则，我和你们的爸爸、妈妈都不会答应，都会心疼的呀！”

孩子们噙着高兴的泪水，凝视着将军父亲般慈祥而柔和的笑脸。

彭雪枫将军在半城师部，经常送书给已是十二岁的王幼萍等孩子们阅读。有一次，王幼萍捧着一本书边看边哭，原来是对《茶花女》女主人公在一掬同情之泪呢。师长把她叫去指导说：“看小说要有选择，还要有分析地看。你年纪还小，看《茶花女》，或看《红楼梦》，理解水平跟不上，不分析，看了反而没有收益。”

他给孩子们介绍几本社会科学的书，说看小说要依靠理论分析，帮助才大。从此，师长比较关心王幼萍和同伴在读和写中的思想倾向。一个时期，他发现她看了鲁迅先生的杂文，谈吐中喜欢模仿讽刺挖苦的笔法讲话、写作文。就找她来，亲切地说：

“鲁迅先生是对敌人斗争，所以用‘横眉冷对千夫指’来鞭挞敌人。可是对自己的同志，就不是这样，而是满腔热忱‘俯首甘为孺子牛’了。”

从此之后，王幼萍牢记师长对她的教诲，经常以师长“对敌人要像猛虎，对同志要像绵羊”这句充满革命憎和爱的感情的名言，处理好和周围同志的关系，也进而端正了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

（选自单斐著《走向拂晓》，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