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们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同志任师长。这时，蒋介石密令汤恩伯等9个师的兵力，向我豫皖苏边区大举进攻。彭师长面对这股反共逆流，义愤填膺。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彭师长率领四师健儿进行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艰苦斗争。后为顾全大局，忍痛将主力撤出津浦路西，转移到津浦路东洪泽湖边的半城一带进行整训。彭师长想趁这个整训的机会，坐下来好好学习一下。部队刚一安顿好，他就在半城附近找了一座破庙，每天抽出一部分时间读起书来，常常是深夜两三点钟还不休息。

他不但自己学习，也十分关心我们警卫战士的学习，特别是对时事政治的学习抓得更紧。在我们警卫班里，大多是出身贫苦的穷孩子，文化水平很低，有的甚至一天学也没上过，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师长虽然工作学习很忙，但他每天还是挤出一些时间亲自教我们读书、认字、写日记，还给我们每个警卫战士规定了学文化的任务，要求达到会写会背。那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大伙连钢笔、铅笔都没有，我们就用树枝当笔，大地当纸，学起文化来。

提起学文化，有两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至今难忘。记得有一次，师长检查我们学习的情况，当检查到我的时候，我把“我们共产党”的“我”写成了“找”字。师长微笑地指着“找”字问我：

“你写的这个念啥字？”

“我们的‘我’字啊！”我有把握地回答。

“不对吧，你再仔细看看。”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在我的本子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个“我”字，帮我纠正。(www.daowen.com)

师长为了帮助我们警卫战士学文化，还专门指定文化教员对我们进行辅导，有时在开饭的时候进行文化考核。有一天中午，我到炊事班给师长打饭。半路上遇到了文化教员，他让我背诵上午学习的都是哪些内容，一下子把我问住了，答不上来，急得我脸红脖子粗。我央求文化教员饶了我这一次，等我吃完饭后，再来补考，文化教员答应了。

当我把饭端到师长那里时，师长劈头就问：“今天打饭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红着脸，老老实实地把文化教员考我的情况作了汇报。

这时师长语重心长地说：“小赵呀，还记得我给你改名字的事吗？革命要取得最后成功，需要我们人人都要学好文化啊！”

从此，在师长的关怀和文化教员的督促下，我下定决心学习文化知识。现在能认识一些字，阅读一些简单的文章，是和师长的亲切教诲分不开的，这里凝聚着彭师长多少心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