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起床号声响起，我们立即穿衣叠被，整队集合到东门外河滩操场上，和留守处机关的同志一同出早操，由雷明副官长或张参谋长统一口令跑步，然后开始新兵队列训练，如立正、稍息，各种转法和步法，变换队形，军人礼节等等。我们以班、排为单位，集中或分散，做队列动作；有时单个训练，掷手榴弹，演练散兵群、散兵行。当彭雪枫处长到场时，参谋长立即发出立正口令，向他报告或整队听彭处长讲话。

在早操时间，有时教唱革命歌曲，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队员之歌》《国共合作歌》《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有的歌是在晚上点名时学。为了对敌宣传，曾在日本留过学的宣传科王子光同志还教我们在战场唱日语歌和用日语喊话：“新四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等。

大家很爱唱歌。整队时唱，开会时唱，休息时也坐着唱，站着唱，走着也唱；几个人唱，一个人也唱。室内室外，处处都有歌声。这歌声给我们很大的力量，鼓舞我们在艰苦的生活中乐观向上。卫生队由指导员教或留守处的同志一起学唱，同学间也互教互学，能者为师。罗明德看护长唱得好，指挥得也好。50年后，曾任卫生队理员的于友江、刘晏明和我在武汉看望这位老看护长，谈到当年学歌唱歌的情景，还非常愉快！张志信司务长，不仅改善伙食有办法，也教我们唱歌，当唱起《五月的鲜花》，想起东北同胞在日寇铁蹄下受的深重灾难，格外悲愤。年青的林队长工作时很严肃，唱起歌来却很幽默。他把一支歌中“光明已经照到古罗马的城头”改成“光明已经照到卫生队的门口”。在东征途中，一天晚上，人们很奇怪，以为队长一人在屋子里哭泣，但仔细听听，原来他在唱《流亡三部曲》，确是以情带声，以声传情。

卫生队的伙食账目公开，定期结算。隔些时候把剩余下的“伙食尾子”买些花生、水果，开个晚会。队领导、卫生员、勤杂人员等都参加，领导简单讲话后，就开始文娱节目。有的唱歌，有的说笑话，有的出洋相，有的演口技。记得李晓白医生的《小孩哭》，张志信司务长的《火车开动》，李景霞同志的《狗咬绵羊》等，学得都很像。我也常学张参谋长讲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司令部参谋程朝先老远看到我就开玩笑地说：“啊！我们的小参谋长来啦！”晚会上，林队长总是笑眯眯的，看到高兴处不时哈哈大笑。有时，他操着汉中口音不紧不慢地点名说：“李锦（景）霞，来一个狗鸟（咬）绵娘（羊）。”有时，林队长唱秦腔，张司务长模仿孙悟空的动作，更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东征时，每到一地都要和当地的居民联欢，宣传我军宗旨和抗日救国的道理。部队在西华杜岗会合时，俱乐部主任张彤帮助卫生队排练节目，在全支队演出。到豫东敌后，卫生队也曾多次登台演出。在战斗中锻炼成长。

医训班的同志不仅在日常工作、学习中锻炼，一旦需要，也要到火线上锻炼。有个连队，即最初只有一个排的新兵三中队，在竹沟以南数十里外的尖山，配合地方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抗战，并保护当地群众，清剿附近土匪。我在竹沟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被派到这个连队，在李庆华医生领导下工作。后来，张参谋长带领另一连队到尖山一带剿匪时，有几位同学跟随前往。刘晏明被留下工作。(www.daowen.com)

出发去尖山的头一天晚上，邓子茂（邓子品）同志到我住的房间，他把参军时带来的钢笔、墨水、笔记本送给我，以表示欢送、留念，希望我到了前方，在战斗连队好好学习、工作。我不知说什么好，默默地收下了。多年后，我问老邓：“你那时为什么特地对我欢送？”邓子茂同志说：“看你小小的年纪，就要到前方去打仗，又想不到别的办法，把我仅有的一点东西送你，以表我的心意。”

在尖山期间，李庆华医生像在竹沟一样，利用战斗和工作之余学业务。一次，几百土匪向尖山进攻，我连奋起还击，战士们在村口沉着应战。一个土匪头子领着一群匪徒冲了过来，一班长一枪击中了他的上臂，可这个亡命之徒，还是和他的喽啰们向前冲，又被战士们撂倒一片。一时，枪声四起，喊杀声不断。李医生背着十字包一边跟随战士们继续战斗，一边叫我迅速撤回连队驻地的安全地带，他对我说：“土匪人数虽多，都是乌合之众，我们一定能胜利，不要怕……”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说实在的，我还真有点怕哩！在危险的情况下，同志们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的安全，而把个人置之度外，对我教育很深。我就是这样在党和同志们的关怀帮助下，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锻炼成长的。

我们在尖山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跟着连队回到卫生队。在撤离尖山前，因为刘晏明的病没有痊愈，白相国指导员怕路上发生战斗，决定把他留在当地隐蔽休息。我们心里很难过，也很担心，但又无可奈何。老百姓用大箩筐把他抬到大山中，背到山顶上保长家里养病。在保长和群众的掩护下，他恢复了健康，最终安全回到竹沟。不久，部队就出发东征了。

（选自高平阶回忆录《回眸》。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