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训班的业务课由林队长主讲。医生、司药、看护长参加辅导或承担部分课目。政治课与工作人员一起，由指导员讲解。业务课的内容主要是：结合实际需要讲些医学常识、急救知识、常用药物、打针、换药、护理等。为了配合学习药名，还教了点拉丁文。林队长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总不忘培养我们这批青少年。为使大家易懂、会用，他采取边讲解、边示范的方法，如换药，从用镊子，洗伤口，打绷带，一步一步地操作，并讲述注意事项，边讲边做，手把手地教，有时还单个教练。

困难的是没有教室，卫生队的驻地、沙河旁、树荫下，学生席地而坐；教材、教具奇缺，仅有一幅小解剖图，地面、沙滩、门板当黑板，写上药名、病名，学生边听边记点简单笔记。学员大多是高小以上文化程度，也有粗通文字、文化过低者，就结合政治、业务，学些常用的字，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阿司匹林、红汞、碘酒、绷带等。

林队长不仅教我们业务知识和技术，还结合形势任务和我们的思想状况，深入浅出地讲些革命道理。那时，我们的思想觉悟很低，只知道抗战到底，但对抗战胜利以后的事情就模糊了。在林队长的教育下，才逐步认识到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还有更远大的目标，为实现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而奋斗！记得，1942年在淮北路东开始整风期间，我早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和卫生干部。一次，时任四师卫生部部长的林士笑同我闲谈，我说在竹沟您经常对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才使我们对我党我军的性质、宗旨有了初步的认识。不过，我们当时水平太低，有的道理能听懂，有的道理还不太懂。林部长谦虚地微笑着说：“的确，我那个时候也有些‘党八股’的味道。”还说：“我要通过这次整风学习，好好地认识自己，提高自己。”部队首长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我很受教育，深为感动。这样的好领导，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林士笑　陕西省汉中市人。1916年11月生。193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参加新四军。全面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卫生队队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卫生队队长，新四军第六支队卫生处处长，八路军第四纵队卫生部部长，任新四军第四师卫生部部长。1943年2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医政处处长，大连医学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卫生部医政局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等职。1996年5月9日在北京逝世。

因为工作急需，不可能专门脱产学习，大家只能边学习边参加工作，在干中学，所以，学员同时又是看护员（卫生员）。门诊和病房（休养所）是我们的工作场所，也是实习场地。休养所按内科、外科病人和传染病人分房收治，医生按时查房，护士长带领护士、看护员做治疗、护理。还建立了处方、发药等制度。伤病员自带被服、餐具，睡的地铺垫上稻草、麦秸，也有用门板搭的高铺，工休人员合用一个厨房，但休养员的菜比工作人员略好一些，对重伤病员另做小灶。七八月份竹沟多雨，有一部分伤病员住的破庙漏雨。林队长及时写信给张参谋长，提出维修计划。尽管经费困难，但仍得到批复维修。(www.daowen.com)

药品奇缺，品种较少，更无特效药，急需的要到国统区的正阳、汝南、明港等地买一点。因财力拮据，又不能多买。为了克服药品困难，除节约使用西药外，还在当地采集、购买中药或用民间土方治疗。例如：针对疟疾复发率高的问题，为节省盐酸奎宁，治疗时用纯的奎宁药制成注射液，在发病前两小时静脉注射，以控制发作；也有用柴胡丸散等治疗疟疾。东征以后，还将甘草等研为末，在疟疾发作前的两三小时，倒入肚脐窝，滴一两滴醋，然后用膏药贴上，也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天花病者，因药品不足，急需时才用，主要是加强护理，以减缓症状和痛苦，增强抵抗力，住院者无一例死亡。

为了减少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开展预防工作，建立了卫生制度。如种牛痘，预防天花；疏通渠道，铲除蚊蝇滋生地，用艾烟熏蚊子，以预防疟疾；注意饮食卫生，尽量做到喝开水，吃大蒜，以预防肠道传染。还有剪指甲、修厕所、排积水、灭蚊蝇，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等。

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为了学到为抗战工作的本领，学习的热情很高。有空就学，不懂就问，互帮互学，在宿舍里、门诊室、病床边、河滩上，都能看到学习的情景。有的直到深夜还在豆油灯下学习。发了零用钱，首先想到的是买个笔记本，买支铅笔，其次买块肥皂，牙膏买不起，就买包廉价的牙粉。不过，也有受不了这种艰苦生活，对学习兴趣不大，经本人要求组织同意而离队回家的。像我们一起进医训班的5个人就走了2个，剩下孙恒田、牛忠堂（刘斌）和我。孙恒田在1939年竹沟事变中失踪，牛忠堂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不幸逝世。

医训班的同志不仅工作、学习热情高，而且团结友爱。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如兄弟，要是哪个生了病，大家更是关怀备至。我在卫生队年纪最小，受到关心、照顾更多一些，公差勤务比别人少，值夜班、搬运东西、看护危重病人等重活、累活，都是年龄大的同志干，如安于勋同志一个人就曾在破庙里看护过40余名病员。几十年后见了面，还很怀念当年的革命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