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午饭，休息了一会儿，拿着我父亲的信，去竹沟镇内找到了老桐，即在党的机关工作的桐中玉，他又把我们介绍到留守处。

在留守处，有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青年军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表示欢迎。他就是黄林秘书。黄秘书询问了每个人的简单情况，以及对抗日救国和新四军的认识。问到年龄，我报了14岁，然后他便动员我们到卫生队去学医。来竹沟前，我父亲希望我们到教导队，我们也只知道有个教导队，认为在那才能学到抗日救国的道理，学医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都想到教导队而不想去卫生队。于是，黄秘书对我们说：“这要请参谋长决定。”

黄秘书领着我们到了另一座门朝西的小民房。室内的设备简陋，靠北端有一张旧条桌和一只板凳，墙上挂着一张民用河南省分县地图。一位年龄比黄秘书大的年轻军人英气勃勃，细高身材，穿着褪色的灰军装，风纪扣、皮带、绑腿十分整齐，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还赤脚穿着草鞋。见我们进了屋，站在桌边的他面带笑容地用湖南口音向我们打招呼说：“都来了吗？”黄秘书代大家回答：“都来了！”接着，黄秘书介绍说：“这是张参谋长，你们有什么话可以和参谋长说。”

张震　原名张见生。1914年10月5日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长寿镇。1926年参加革命。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第一、第二次攻打长沙战斗。1931年起曾任红军第五军连指导员，第四师十团营长等职。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全面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科长，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参谋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兼第十一旅旅长和淮北军区路西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总后勤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2015年9月3日在北京逝世。

我们原以为参谋长是个大官，一定很严肃，既怕他也不让我们到教导队去，又怕他看出我的实际年龄，心里忐忑不安。见面后，看他穿着朴素，说话和气，平易近人，心情放松了许多。当他坐下来和我们谈话时，我们就把不想学医的“理由”说了一遍。参谋长听完我们的话，反复耐心地对大家讲卫生工作也是抗战工作的道理。他说：“你们想想看，部队有了伤病员，如果不好好救治，会不会减少抗战力量？你们学好了技术为伤病员服务，保障部队健康，就是为抗战工作。”又说：“现在卫生队工作很多，人员缺乏，很需要你们到那里去……”当我们表示赞成他讲的道理时，他又鼓励大家说：“好啊！你们到卫生队努力学习，将来当个好医生。”几年后，我在四师当了医生，自然是不高明的。张震参谋长看到我时，高兴地说：“小孩子长大啦！还当了医生啦！”又说：“你看，我那时讲得对吗？”

参谋长讲完，又一个一个地征求意见，问：“愿不愿意到卫生队去？”我和另外4名同伴当即表示同意。

卫生队医训班留守处卫生队设在竹沟东门内街道北侧的一所民房里，临街的4间是看护员的宿舍和门诊室，后院是药房和队部。休养病房大部设在路北的一个破庙里，厨房和部分病房设在街道南侧的民房。(www.daowen.com)

卫生队长林士笑圆圆的面孔，中等身材，精神饱满，是个20来岁的青年。他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7年入党。因他曾经在西北军杨虎城部当过军医，所以有人叫他林医官。1938年4月，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同志调派来竹沟。他路过洛阳时，动员药师尚英才一同到达竹沟，卫生队才有了管药的人。此时，八团已经东进。留守的医护人员有卫生队长杨祝民、女医生汪毅和6个卫生员。韩青山工作主动，学习勤奋，卫生员中只有他文化略高，可以阅读报纸。林士笑到竹沟的第3天，被任命为卫生队长，杨祝民则随补充大队到八团去了。正值夏季，竹沟天花流行，有好几个住院患者，卫生队住处的房东、战士也相继感染；另外，多发疟疾、痢疾、皮肤病，主要是疥疮，防治工作很繁重。卫生队常规工作量也很大，要承担省委、留守处机关人员、约400名教导队学员，以及3个连队的卫生工作；门诊量每天上百人，多者达到150人次，住院病人80多名；还要常到东关教导队巡诊、出诊。加上对参军者的健康状况十分重视，一经报名、登记、目测、口试后，到卫生队，由队长、医生进行体格检查，签署合格意见后，方可由司令部审批入伍。而医生只有林队长和正休产假的汪毅，药房只有尚英才一人，后来陆续由地方党介绍来医生李庆华、郭德庵，看护员赵兰英等。尽管大家革命热情很高，夜以继日地忙碌，但仍感力不从心。

为了解决卫生技术人员的不足，同时为东征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做组织上、技术上的准备，林士笑队长建议，除继续请求上级调派外，就地选调参军知识青年自力更生进行培训。这个建议迅速得到张震、岳夏等领导同志的支持。1938年5月，在竹沟开办了第一期医训班。

我们5个人来到卫生队医训班，亲眼看到这里的实际情况，更感到学医是正确的，并坚定了当好卫生兵的信心。医训班共有学员20余人。同我们先后到达的还有李庆、张文卿、赵兰英、刘晏明、李景霞、李景英（景霞之姐）、童保平、安于勋、聂世同（聂明）、樊朝中、邓子茂（邓子品）、杨友涛、刘学文、董友功等。韩青山、王锦春、周健夫3人参军较早，医训班开办之初即为学员，但学习到7月间，便跟肖望东的先遣大队（肖大队）东征去了。从此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少年一起融入革命的大家庭。

赵圣瑞原来学医，因工作需要调供训班学习，后又回卫生队任上士。地方党又陆续动员来了医生李晓白，女护士金英、阎如玉等。

留守处领导很重视卫生队的建设。张参谋长、岳秘书长常来卫生队看望，尤其喜欢和我们这批“小鬼”一起聊天。他们像长辈一样，摸摸这个的头，拍拍那个的肩，笑着说：“这是个调皮的，那是个老实的。”同时给我们讲点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等等。“小鬼”们也很喜欢他们。八十年代初，张震副总长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视察工作时，还念念不忘“小鬼”们。一次，在领导干部座谈会上，当谈到对青年的培养教育时，他说：“那时候，我们带了一些小孩子。”用手指着说：“高平阶（时任三医大副校长）和王锦春（时任训练部副政委）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