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侠

李玉侠　1931年11月生于江苏邳县八路镇。1944年10月参加新四军。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文工团员、班长、分队长、文化科干事等职。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文化局副局长、文联副主席等职。

1944年，十四年抗战已到了胜利关头。活跃在苏北邳睢铜灵地区的新四军第四师，在彭雪枫师长领导下，迅速扩大武装力量，消灭盘踞在根据地周围据点的敌人，健全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全体军民斗志昂扬，团结战斗，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那年，我14岁。我自小调皮贪玩，学习不上心。为此父亲把我从杲堂小学送到古邳小学（后改为联中）作为公费生住校读高小。新四军四师九旅、三分区经常在古邳、五公头一带活动。古邳小学，是直接在地方政府领导下的一所学校。师生中党员、进步人士不少，很多干部子弟都在这里学习。和我相处较近的有宋瑞莲（后改名宋平）、魏东侠（是敌占区的）、王素梅、王兆玉、王淑惠，都是地方干部保送来学习的。吴镇是县委书记吴云培的儿子，我父亲是三大队做后勤工作的，又是四县参议会的参议员又是开明绅士。在和他们相处的日子里，很自然受他们进步思想影响，倾向抗日，拥护共产党，热爱新四军。

1944年秋，一批新参军的师生，打着红旗高唱革命歌曲来到古小召开大会、宣传抗日、动员参军。几位老大姐（都是地下党员）和我们几个人一合计，都愿意报名参军，我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当我上台报名时，正巧父亲闻讯赶到会场。他看我已决心报名参了军，自己又是远近知名的进步人士，也毅然上台讲了话。他的讲话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不几天《团结报》在头版发了一条消息：“李子庭先生送子参军。”后来听说当父亲拿着我在校的行李走到城湖时，禁不住老泪湿衣。年迈的祖母、母亲眼睛都哭红了，毕竟我还是个孩子啊，在自卫战争邳睢被敌人占领期间，因为是抗战家属，一家都被敌人抓去关了许多天，这都是后话。

学生队先到古邳东周滩子住下，很快就换了服装，是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军帽上还有两枚扣子和国民党的帽花。左袖子上缝了白底蓝字的新四军臂章。褂子长过了膝盖，绑腿怎么也打不好，可我还是蹦蹦跳跳的非常高兴，总觉得当了正式新四军而无比自豪。随后是短期集训，由分区派来的干部上课、带操。无非是立正、稍息、向左右转、齐步走一二一之类。当时我不但年龄小，个头也小，虽穿了军装，其实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行军、在住地，总有群众围观，指指点点、耳语窃笑，我老是愁自己啥时才能长成大人。队上干部老战士都叫我“小鬼”“小李”，后来竟成了我的外号，不知道我的真名字。直到晚年，老友首长见面仍然呼我为“小李”。当然这已饱含着战友的深厚情意，好像我一辈子也没有长大。

集训结束后，我和宋平大姐、仲维琴等都分到三分区政治部文工队。文工队也就是二三十人，队长是河南人，叫胡方，指导员是邳睢人王现青。正式开始了我的军队生涯。

彭雪枫师长是1944年秋在津浦路西的小朱庄战斗中不幸牺牲的，在部队内部一直保密。到1945年初，分区才在古邳城湖里召开追悼大会。记得那天乌云遮日，寒风袭人。当我们随政治部机关列队进入会场时，会场已坐满了分区的部队。灵堂设在鲜土堆起来的舞台上。三面挂着深蓝色的布幕，舞台正面写着“彭雪枫师长追悼大会”会标。舞台两边挂满了挽联。分区首长赵汇川、王学武等肃立祭坛两边。台下是各团官兵，我们队伍西面是排列整齐的骑兵大队，约有上百匹黑马，头上挂了一块黑纱。这些马似乎也通人性，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不出一点声音，也似乎沉浸在悲哀之中，深表对一贯重视骑兵建设并酷爱战马的彭将军无限的怀念（时称四师三件宝：一是骑兵，二是拂晓报，三是拂晓剧团），场面十分感人。

当首长宣布大会开始时，全体起立，脱帽致默哀，我才从对战马的注意中转过神来。哀乐响起，也就是两管竖箫，奏的是古曲《寄生草》。箫声悠婉凄婉，在空旷的城湖里低回飘荡。哀乐传向四周的村庄，传向整个邳睢铜灵大地，整个会场都失声哭泣，泪湿戎装。首长号召部队要“勇敢杀敌，为彭师长报仇”。会场口号震天动地，似烈焰冲天，怒涛拍岸。那真是把悲痛变为杀敌的决心。

这次追悼会使我终生难忘。在以后的日子里，邳睢一带村庄都自发地流行开自编的哭彭师长民歌小调《哭五更》，讲述彭师长生前的杀敌故事和出自内心的哀婉悲情，真是军民血肉相连，鱼水情深。我军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小米加步枪竟然打败800万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军队，打出了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是“得民心”。这个道理，也只有亲自历经那段岁月的老战士才能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1945年6月间，在叶场战斗之后，分区集中三个团的主力攻打睢宁县城。其中三十四团在叶道友团长的率领下主攻睢宁南门，守敌顽抗，战斗十分激烈，枪声杀声震天，经三昼夜激战，南门拿下后，守敌退守城内，战斗进入巷战，是一个院一条巷的短兵争夺，敌我有时只在一墙之隔、一院之隔。我们文工队在吴瑾瑜队长的带领下，配合突击队在前线，对敌开展攻心宣传。记得是在一块长二丈、宽一丈的白布上，画上一名持枪冲锋，怒目大喊的新四军战士，下方画一名举枪投降哭丧着脸的伪军，下边写上“缴枪不杀”四个大字。这幅宣传画绑在一个竹竿架子上，面对敌人竖起来。另有几名大个子队员手拿话筒对敌人喊话，宣传我军优待俘虏政策，鼓动他们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向我军投降。在战斗间隙，我们正围在一起吃饭，突然从前面飞来一颗手榴弹，正巧在人堆里爆炸，有3名队员当场牺牲，几个人负了轻伤，吴瑾瑜队长腿上也负了伤，鲜血直流。战斗结束后，我同几位大同志在城北的一块地里草草掩埋了3位战友的尸体。当时宋大姐和我们几个人都是泣不成声（这3位同志都是才参军的睢宁人，记得一名姓朱，一名姓王，年龄在20岁左右）。睢宁攻坚战共激战三昼夜，生俘伪县长夏硕武、伪团长王学阶等2000余人。

⊙睢宁战役中，新四军第四师突击部队正在攻城。

战斗结束后，我就随民夫抬着吴队长到高楼分区医院养伤。临时医院医疗器材简陋，条件极差，除了红汞、碘酒、绷带外，几乎就没有其他药物。大约半个月，吴队长伤口痊愈，我同他一块回队，准备西征了。

深秋时节，秋雨连绵，霜染荒原。我们部队突然接到师部命令攻打灵璧西边的时村。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一天夜间飞兵西南将池村守敌团团围住。在机枪掩护下，突击班先从东城墙外架云梯爬城墙猛攻，守敌火力也很强，只见我们战士有的爬上城垛中弹直摔下来，有的才上三四节负伤掉了下来。就这样，战士们仍然一个接一个轮着向梯顶攀登。真是越是艰险越向前，谁也阻挡不住他们杀敌的决心。后终因敌人火力过猛伤亡不少，指挥员才下令停止攻击。间隙不久，黎明前，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我们出屋一看，只见北门外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杀声震天。大伙高兴地喊：“北门打开了！”我军用炸药包炸开一段城墙，突击队随即冲进北门，二梯队紧紧跟上，占领北门一带，城内守敌大乱。首长估计敌人可能从西门突围逃往南宿县，命令我军把西门让开。时至下午，城内只有零星战斗，果然守敌大开西门像潮水一样向外拥。

西门外是四五平方公里的一大片开阔地。秋雨刚过，满湖泥水，敌人在泥泞中跋涉困难。正在这时，埋伏在四周树林里的我们骑兵大队从三面杀出。战马奔腾，马刀闪闪，几百匹战马在敌群中来回冲杀，刀光剑影，杀声连天，逃窜守敌惊慌失措，一片混乱。战斗不到一小时，死伤敌人无数，剩下的都喊爹叫娘举手投降。战斗结束后，我随大同志去打扫战场时，那场景真是触目惊心。敌人死尸横七竖八，什么姿势都有，处处是鲜血。有的未死者大声哀嚎。因为骑兵追到敌人死活就是一刀，所以少胳膊断腿的很多，敌人所带的枪支被丢得到处都是。我们把死的就地掩埋，把敌伤兵抬到城中救治。缴获不少枪支弹药。我们进城住了两三天，只见满街没有一个老百姓（大约早已外逃），很多商店住家户门破窗烂，一片狼藉。我和孙梯岭、李传儒几个小鬼到处乱窜，拾了不少商人用的空账本子、铅笔、钢笔等留着学文化用。还到顽军官胡泽朴住处抓了不少鸽子，拿到驻地点火烧吃，也算改善了一下伙食。

在这次战斗俘虏中，有一个北方口音的人叫高潮，是个会唱京剧花旦的青年，一身女人味，说话做事总是羞羞答答的。还有一个姓孙的琴师，拉得一手好京胡，还随身带一把京胡，此人魁梧高大、沉着老练。这两人经政治部同意就留在我们文工队，后来成为我们文工队的骨干。如果他二人现在还健在，也早已离休了。池村战斗后，队里给我一把小手枪（后来换成二堂驳壳枪，我一直背到全国解放前夕）。这时，我才真正成为一名新四军小战士。(www.daowen.com)

⊙抗日战争反攻作战中，新四军第四师突击部队爬云梯登上敌城头。

大约在旧历年后，一天夜间突然接到命令，说是有新任务，紧急集合行动（那时都是白天休息夜间行动，有时一夜要换几个地方，所以都是不取背包和衣而卧，随时行动已习以为常了）。集合后，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就是随队伍向西南急行军，跑了有十多里地，不时从前面传来口令：“向后传不准大声讲话，不准有火光！”“向后传拔掉枪锥（就是堵枪口的布团）！”“向后传轻点脚步，跟上，跟上，不准掉队！”气氛紧张，大家都屏住气息，一个紧跟一个，高一脚低一脚在豆地高粱地里快步悄悄前进。忽又传来口令：“蹲下，隐蔽！”只见前方一溜黑乎乎的高岗，在西北方有一道亮光划破夜空，渐听到有小火车轰隆隆的声响，这声音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又听到有人放了十几声冷枪。我们十分紧张，夜静枪声最叫人心惊，又怕暴露不敢动，后来知道是敌人从徐州开出的一辆巡道车，车上伪军放的几声壮胆枪。不见动静，这辆巡道车就轰隆隆向南徐州方向开去了。当列车声听不到后，部队立即跑步前进，翻过路边壕沟，跨过铁路，有的女同志精神高度紧张腿抽筋了，都是大同志架着通过铁路的，一气跑了三四十里已经离铁路老远了，部队才传令停下来休息。

这时队长才向我们说明这次过津浦路的任务，是军部命令我们到津浦路西去，在淮北路西一带开辟第八军分区，分区已改编为十二旅，旅长张太生、参谋长周士中，主任还是王学武同志。刚才我们过路地点是在曹村和夹沟之间。因为有内线，所以才未发生战斗，咱们才能顺利通过敌占区。当时还出了一个笑话：直属队炊事班的老孙头，行动前听说要过铁路，就嘀咕说：“早听人说铁路，到底铁路是个啥样？从未见过。今晚过路说啥我也得好好看看。”谁知过路时天黑如漆，不见五指，又是紧急过封锁线，什么也看不到，跑到路基上人家才告诉他脚下就是铁路。他又看不见，只有随机弯腰伸手向下摸，正巧摸到前边战士丢掉的背包上（背包上又蒙了一块雨布），待部队休息时，他慢慢抽完一袋烟，悠悠地笑着说：“过去听说铁路，我当铁路是铁打的呢。今天才明白，原来铁路是橡皮做的。”不禁引起一阵哄笑。

到路西后，部队在睢溪口以西，永城、涡阳、蒙城一带农村活动，在睢溪口住的时间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旅开了十分热闹的庆祝大会，我第一次化装上台表演小歌舞。没有仗打了，我们旅没有接收任务，主要是开辟新区，建立抗日政权。有一次开会，说是毛主席要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部队战士思想不通，闹情绪，纷纷说与蒋介石有什么可谈的，说主席只身去重庆太危险，怕敌人暗害毛主席；有的说蒋介石要真害毛主席，咱们就一直打到重庆去和国民党拼命。总之，都对主席去重庆担心。经旅首长宣传教育，部队情绪才平静下来。

这段时间环境相对安定，说是开辟八分区，实际上政权并未建立起来。永城、蒙城、涡阳一带农村十分贫困，很多村庄都是破烂不堪的草屋。很少见到有门有院的像样人家。当地群众如此贫困，部队的生活也就十分艰苦。吃的是高粱煎饼、玉米锅贴，土语叫“贺饼子”，就的是咸菜或盐水拌的辣椒面，这些都是司务长到各村挨家挨户收集来的，伙房一般不动锅。洗衣服是用锅灰淋的灰水（灰水有碱性），先脱衣服泡上，揉几下然后到河里摆一下就行了，晾干再穿上。这期间洗衣服、补衣服都是宋大姐照顾我，真比姐妹都亲。

战斗部队休息，我们文工队就进行业务学习。这时人员也补充不少，有从奋斗剧团来的沈素斋、王干等，有从长淮调来的池兰、岑雅琴等。政治课多是旅政治部阿乐（乐于弘）副主任作报告。乐于弘主任是从大后方来的文化人，有学问，知道东西多。他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旁征博引，联系当前斗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生活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要高于生活。普及与提高，内容与形式。特别强调艺术形式是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的”等理论。在报告中，他介绍了许多音乐家，如冼星海、任光、张暑、田汉，作家鲁迅、矛盾等，批判小资产阶级无病呻吟的不健康艺术倾向。吴队长给我们讲表演术、化装、服装、布景等艺术知识。王指导员教我们唱许多革命歌曲，如《新四军军歌》《黄水谣》《延安颂》等。特别是新四军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旋律雄壮有力。那时流行的许多歌曲都表达了人民的心声，紧跟时代潮流的节拍，像战鼓、像号角鼓舞着无数赤胆忠心的战士奔向战场。几十年后唱起那些老歌，仍然洗礼着人们的人格与心灵。

在经过紧张排练之后，我们在旅部召开的庆祝抗日战斗胜利大会上，正式对部队演出一台节目。记得有话报剧《鬼子投降了》《兄妹开荒》，大合唱《挑花篮》等。服装是向群众借的，日本服装是缴获敌人的，化妆品就是擦点粉、抹点口红。没有伴奏，没有布景。演出如此简陋，但感情真实，表演朴素，能唤起战士们的共鸣，赢得阵阵热烈掌声。演出后，王主任、乐主任都来文工队慰问，说我们演得不错。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和演出，我自觉长大了许多，再不是个贪玩的孩子，而是背负着民族危难、祖国命运的军人了。所学的这些文化基础知识，在以后的岁月中经过不断加深，不断补充，不断扩大，不但奠定我长期从事文艺工作的理论基础，而且陶冶了心灵，升华了人格及情操，使我逐渐确立了为国家为人民生存而斗争的革命人生观。在十二旅时，王学武主任、阿乐主任、吴瑾瑜队长、宋平大姐、仲维琴大哥等，这些首长和同志都使我终生难忘。

1946年秋，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开始了。我们旅迅速投入紧张备战，严阵以待。为减轻战斗部队负担，老弱病残都被集中到留守处，我和宋平大姐、宋功理等都在减员之列。留守处由一名姓张的教导员带队，提早后撤山东。七八月间，部队大调动，我们就是向北走，过了陇海路走到浑城、费县一带，村村黑灯瞎火，找一个带路的都不易。战争岁月，敌我活动频繁，土匪经常出没，群众惶恐不安，村野毫无生机。一天夜里行军，正巧碰上南下的吴芝圃主任。他知道我们是十二旅留后的，还给我们作简短的讲话。吴主任矮胖的个子，帽檐几乎盖住了眼睛，讲起话来声如洪钟，手势有力。他说全面内战开始了，我们全军在党的领导下投入自卫战争，鼓励我们树立必胜的信心，英勇战斗，命令我们经新四军部，然后转入华东，到七分区去，还高呼“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

我们走了半个月，好不容易到了淮海沭阳地方，找到了七分区部队。不久到纵队部见到了王学武主任，他说路西原十二旅的战斗部队奉命插向西南，归张国华领导，其余部队与七分区合并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二纵队。张震司令员、康志强政委、韦国清、饶子建、周士中等原十一旅十二旅的首长都在这里。我在此换上了一身黄军装，左臂上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臂章，不叫新四军、八路军，统一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王学武主任叫我先到二纵队教导团去学习。

在山东南部某地我找到了教导团，一打听，教导团长就是一八五团的参谋长牛子明将军。见了面十分亲切，他问了我路西八分区的有关情况。教导团有几个队，我到了文化队，队长姓黄，是位长征老红军，指导员是位女同志叫陈枫，教员有李金庠、丁国岑、赵一鹤等。又碰到同时参军的老乡许守本（后改许辛）、薛家宽等。七战七捷后部队北撤，走走停停，边行军边学习，大概不到半年学期结束。我被分到二纵队文工团（就是后来的二十一军）。江苏、山东，北撤南下，行军打仗，大反攻渡长江，全国解放，抗美援朝，战火硝烟、风雪饥寒。我在这个部队服务了13年，一直做文化工作。直到1958年在朝鲜离开部队为止。有打油四句作为此文结束：

少小离家把军参，军装过膝枪过肩。

烈火始把丹心炼，立志报国在少年。

（选自邳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烽火年华》，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