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醒民

1941年8月，我从拂晓剧团调抗大四分校学习，不久指导员王威把我和刘宇、詹俊生三人找去谈话。他说：“师司令部要调几个同志去学习无线电报务和翻译电报的机要工作，经研究决定：潘醒民、刘宇同志到司令部三科报训队学习，詹俊生同志到司令部机要科。这两项工作都非常重要，机密性强，需要政治坚定，思想觉悟较高，身体健康，且具有一定文化的年轻同志。你们有什么意见吗？”“服从组织决定！”我们回答说。第二天我们就分别前往司令部三科和机要科报到。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前右二）、参谋长张震（后右四）与四师通信人员合影。

报训队副队长叶本瑞接待我们，询问了有关情况后，认为刘宇体质较差，欲将其退回。我说，我们二人从亳县抗日救亡工作团出来，一起到六支队随营学校学习，一起到拂晓剧团工作，一起到抗大四分校学习，今天又一起来到这里报到，如果叫他回去，我们二人就一起都回去。叶副队长听我这么一讲，略加思索，说：“那就留下吧！”还告诉我们，人员尚未到齐，你们可与已到的同志先学习背记电码符号。

几天之后，我觉得电码符号的强记较难，且感到枯燥无味。刘宇说，剧团领导叫我们去抗大四分校学习后，还要回去工作。如今调这里学习什么无线电，搞通信工作，我们既不懂又不了解。一天到晚就是“滴滴嗒嗒”死背电码，真没意思。都怪你，叫他们把我留下，现在怎么办？我说，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嘛！既然来了，过段时间看看再说嘛！

报训队驻扎在半城南头郑家祠堂里，队长由三科电台中队副队长何永忠兼任，副队长叶本瑞。学员分别来自部队、抗大四分校和师直机关等单位，年龄在15岁到21岁之间，文化程度大都在高小至初中，个别在初小，还有未读过书的放牛娃。

9月上旬，人员逐步到齐。35人编为三个半班，一班长白广勋，二班长陈珮亭，三班长庞桂芝。4位女同志来得稍晚，还有个年龄较小的同志，编为半个班，由杨瑾负责。我为三班副班长。由此开始，学前的准备工作也就紧张地拉开了帷幕。

首先将简陋的教室进行打扫和布置，用红纸楷书写成醒目的标语，贴在四周墙壁上。讲台上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将时时鞭策着我们养成良好的作风。在室外院子的墙上也刷写了抗日宣传标语，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等。经这么一搞，破旧的祠堂成了充满革命气氛的课堂，呈现一片生机。

接着我们就自己动手，用捡来的砖头，挖来泥土和成泥浆，做成墩子，将借来的木板放上，就成了高不及60厘米的课桌。凳子也是用砖和泥巴砌的小方墩，整齐划一，还满规范呢！惟有教员的桌、凳是从老乡家借来的。

我们这群青年人更是朝气蓬勃，气宇轩昂，虽苦犹乐，信心百倍地去迎接可能到来的各种困难。

1941年9月18日，报训队开学了。这是个难忘的日子，10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是我们民族史上的奇耻大辱。报训队选在这天开学，意义深远，不仅要我们勿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历史，更是要激发我们的革命热情，以全身心的努力投入到艰巨的学习任务中去。

破旧的郑家祠堂——经我们多日辛勤劳动装扮起来的教室，十分靓丽、简洁而庄严。教员和电台的同志都来了，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彭雪枫师长亲临指示。他讲了当前的斗争形势、今后的任务和无线电通信的重要性，要我们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严保机密，遵守纪律，发扬艰苦精神，圆满、按时完成这次学习任务，为通信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三科长兼电台中队长熊梦飞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学习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有信心，不要辜负首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熊梦飞　1912年11月生于湖南省耒阳县。1933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全面抗战时期，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电台队长，新四军第六支队电台中队长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通信科科长兼电台队长和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第四师直属政治处主任，江淮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后勤部运输部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通信训练处处长、训练局副局长，任解放军通信兵副参谋长等职。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1995年7月24日在北京逝世。

听了师长的讲话后，我和刘宇同志的思想逐渐安定下来，和同志们一起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

彭雪枫师长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曾多次来看望我们，总是勉励大家努力学习，珍惜当前较安定的环境，尽快学成，早日走上工作岗位。

学习开始，我们在艰难地背诵26个英文电码的基础上，缓慢地学习抄收报。熊梦飞科长常口读电码给我们抄写，耐心而慈祥，领导亲自教学，我们很受鼓舞，也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力量。

报训队没有专职教员，收、发报，通报课等，由电台队长、报务员兼任；机务理论，收、发报机故障排除，则由老机务员施士林同志兼课；政治课是政治部来人讲授的。师首长作政治时事报告的大会，我们全都参加。(www.daowen.com)

课程安排紧而重点突出，政治和机务知识课的比例，不过20%左右。所以，我们总是紧张地在抄报、发报和背诵通报应用英语以及简语。英文报大家都感到难抄，因为我们没有英语基础，不少同志来报训队后才学了26个英文字母。此外，英文报易发不易抄，间隔更难掌握。一次何队长上收报课，叫我校对，漏掉几个字。他训斥我思想开小差了！抄报思想要集中注意力，其实，我是很专心的，感到非常委屈，课后还哭了呢！

发报、通报和机务课的实用操作，均为器材所限，只能以班为单位，再分组依次进行。纸张、文具都是从敌占区的据点里买来的，宝贝得很。没有印成的教材，教员也是手写提纲，大家聚精会神地听，靠脑子记。能做笔记的就尽量记。不过那时没有什么像样的笔记本，五花八门，弄点纸订起来能写字就行。

抄报用的白纸就更珍贵了，可谓惜纸如金。先是正面写，后是反面写，再是翻来覆去一遍又一遍地写，直至全成黑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为止。

铅笔，是我们学习中最重要的文具之一，大家非常爱惜，一直用到手握不住，也舍不得把它丢掉。后来，不知谁想出拿芦苇做套管，铅笔的利用率大为提高，解决了铅笔短于6厘米后，不便握牢，以致影响抄报时的书写速度的问题。就地取材，既节约又实用。

生活非常艰苦，地铺用的是麦秸，为防向外逸出影响整洁，我们用芦苇捆扎成直径约15厘米，长度等同通铺（一间房子的长度）的耙子挡住，一个班全挤在一起。被子不过两三斤重，垫单是一块5尺长的白布，还不是每人一条。地上潮湿，无处洗澡，更无衬衣换洗。生虱子是普遍现象，不少同志长了疥疮，严重的走路都困难；那年根据地收成不好，吃的是杂粮面窝窝头和地瓜干、胡萝卜稀饭。我们各班在房前屋后开了几小片地，种些黑白菜（和油冬类似）；我记忆最深的是到洪泽湖割芦苇，湖边的浅滩水域生长着一望无际的芦苇，秋天成熟，地方政府划给部队一个范围，司、政、后机关和直属分队就可在此区域采割。我们报训队开学后，每隔一两周的星期日就轮流去割芦苇，把买烧柴的钱省下来改善伙食。

割芦苇都在几十厘米深的水里，上面蚊子咬，水下蚂蟥叮，大家都很厌恶，但又无奈。被叮上后，蚂蟥不但吮吸血液，还很难打掉。有时叮久了，打掉后还流血不止。之后我们就将长裤用绳子扎起来下水，脚虽裸露，站在稀泥里蚂蟥就奈何不得了。当劳动结束上岸时，裤子上都或多或少黏附一些蚂蟥。见怪不怪，将其清除掉完事。

洪泽湖盛产菱角和鸡头米，黑鱼特多。此鱼喜蛰伏于杂草烂泥中。休息时虽然感到累，可谁也没有待坐在用芦苇堆起的“台子”上，而是去摸鱼和采菱角。除割下大堆的芦苇外，这些“副业”产品也颇有收获，有时竟然能抓到两三斤重的黑鱼呢！

从半城至洪泽湖水滩有10里左右，割下的苇子晒干后，我们还利用晚饭后或假日去帮伙房扛回来。虽辛苦，但大家情绪很高，也闹出不少笑话。

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同学们思想情绪非常乐观，同学之间，团结友爱，生活上互相关心照顾，政治思想上互相帮助，尤其对年龄较小的同志和女同志，大家更加体贴爱护。谈心是常事，在班务会、党小组会上都能较好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勉励。对学习有困难的同志大家则尽力相助，使其树立信心，以达共同进步。

我们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学习热情，积极求进的良好状态和高涨的革命情怀。饭前课后，歌声嘹亮，篮球场上总是热闹非凡，无时不是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

⊙1942年，新四军部队电台正在工作的情形。

经受了严冬的磨砺，终于迎来了春天。冻得发红、发紫、发肿的手，也已恢复本来面目，只是留下了褐色疤痕。还有那穿着草鞋常被冻麻木的双脚，已受春风抚慰而苏醒。1942年4月18日，经考试合格，我们胜利结业。那天，大家欢声笑语，喜气洋洋，沉浸在幸福的气氛之中。惟一直关心我们学习的彭雪枫师长，因故未能亲临指示，给我们留下了遗憾！

根据学习成绩的情况，我们编成三个见习班，分别到一台、二台和新闻台实习工作，我被分配至二台当见习报务员。

岁月匆匆，人事沧桑，转瞬已近60年过去，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如今皆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了！且有多位已辞世西去。我愿晚霞更璀燦！

（选自《拂晓寻踪》编委会编《拂晓寻踪（续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