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沉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天津同其他敌占区一样，人民处于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1945年是日寇行将灭亡之际，更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宪兵和伪警察巡逻队四处活动，连学校老师上课也受到日本特务教官的监视，为他们的末日而惶惶不可终日。市民们的粮食，连玉米面也难买到，经常吃些带砂子的杂和面和发霉了的花生饼、豆饼，吃得常拉肚子。有些饥民去买日本兵吃剩下的折箩饭菜充饥。冬天在马路上经常看到冻死人的僵尸，一车车往市郊拖运。对日本人的残酷统治，百姓无不恨之入骨。

我家6口人，只靠父亲一人沿街叫卖，买卖旧货为业，家中妇女还做些手工活儿。即使这样，全家生活也难以糊口。我和我的三哥也难以继续求学，准备去学点手艺，以减轻家庭生活负担。就在6月某日，一位中年妇女，名叫左奇的，来到我家，说是受我二哥陈驰的委托，叫我和三哥俩人到他那里去上学。那时只知道我二哥在外面做生意，后来才知道他已于1944年参加了新四军四师卫生部工作。当时父母已年过半百，外面兵荒马乱，我俩从小未出过远门，4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只剩他们和爷爷奶奶4位老人，老人怎能舍得叫我俩出走。但由于生活所迫，又怕日伪军抓兵，无奈，只得含泪应允。我俩思想也很简单，认为只要有书念有饭吃就行。

左奇　祖籍江苏省。1912年出生于上海。1932年在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学习。1935年在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进修时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8年毕业于抗大四期。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军医处政治指导员、后方医院院长，新四军第六支队拂晓剧团团长，新四军第四师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后方医院第四所所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四野战军十三纵队三十五师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图为左奇（后左）在新四军第四师卫生部时，于淮北抗日根据地和卫生师卫生部同志合影。

我们的行程，是先由天津到北京，因北京有3个大学生与我们同行。我俩在北京二舅家住了两天，将身上穿的学生服换成长大褂，戴一顶礼帽式的草帽，打扮成学徒模样，以免路中遇到麻烦。6个人沿津浦铁路乘火车到达蚌埠，在旅店里住了两个晚上，经与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有一个人给我们带路。那天下半夜我们就起床，静悄悄地走到蚌埠郊区，从敌人两个碉堡之间，顺着一条凹地鱼贯行进。走到天刚亮时，听到前方远远的有人命令式的盘查喊叫，原来这是根据地边防警戒哨所的民兵，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经过我们带路人的先头联系，通过了我方的警戒线。到淮北抗日根据地的第一站黄河办事处（可能是联络机构），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次日，他们派了一个同志并牵着一匹骡子给我们送行。走了数十里，到达了泗东县（现泗洪县）阳景庄附近的臧桥整风轮训队，找到了我二哥。在那里住了两天，做些入学前的准备。他首先给我们介绍了根据地的一般情况，原打算叫我们去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因那里生活紧张，怕我们吃不消，就确定去淮北行署直接领导的淮北苏皖边区公立淮北中学去学习。我认为我是初中生怎么能上大学呢，去淮北中学较为合适。二哥说为了表示你们新生活的开始，将名字改一改吧！原名俊彦、俊杰改为陈沉、陈晔。什么新生活，其实当时我也不解其意。随后又给我俩各发了一套蓝色细布衣服、被子和日用品等，又请轮训队女同志缝制了两个装衣服的枕头。第三天就到淮北中学报到。最先见到的是衣着朴素、银须飘逸、精神矍铄的任崇高校长，他对我们来校学习表示欢迎。他那可敬可亲的慈祥面容，至今使我难以忘怀。我们填了一张入学登记表，未经考试就编入朴素班学习。

任崇高　四川泸县人，1881年生。爱国民主人士。辛亥革命前参加同盟会，任孙中山私人秘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周恩来、张闻天结识，支持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全面抗战时期，赴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任淮北行署副主任，淮北中学校长等职。1945年被选为淮北区代表赴延安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解放战争时期，任苏皖边区政府行政委员，豫皖苏建国学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主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民革主任委员等职。1974年逝世。(www.daowen.com)

来到这里生活确实艰苦。一间草屋住十几个人，睡草地铺，草屋、松树林就是课堂和会场，大腿当桌子，背包当凳子。吃的是苞米窝头、高粱饼，生活完全是军事化，非常紧张。我觉得在学校吃的比在家里还要好些，但其他方面很不适应，于是产生想家的念头，背后还哭了一回。但班里同学和老师对我俩都非常照顾，例如平时出公差或值班的事，不叫我们去；夜里紧急集合时，帮助我收拾东西打背包；同学们睡地铺，给我睡门板；当时夏天经常下雨，路上积水很深，我腿上生了许多疮，走路困难，张耀山同学多次光着脚背我过水路去上课。由于老师和同学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使我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使我那心灰意冷的心渐渐地火热了起来。大家能干的活儿，我怎么不能干？后来我也主动和大家一起干，不再要别人照顾了。一次到河堤上去找芦苇，走10多里路，肩磨肿了，脚底板打了泡，愉快地完成了任务。

学校上课内容，除文化课与我在天津学的基本一样外，政治与时事政策课都是很新鲜的，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在敌占区接受的是奴化教育，并接受不少敌伪的欺骗宣传。通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政治课的学习，初步了解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以及我们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了解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的道理。同时，也认识到做一个革命者，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的必要性。

在淮北中学学习仅两个月时间，适遇日寇宣布投降，全校师生无不欢欣鼓舞。为开辟新区工作，学校组织了几个宣传队分赴各地，我参加了蚌埠宣传队。主要是以写墙报、写标语、扭秧歌、演街头戏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伪、顽合流的罪恶勾当。一个多月的宣传活动，使我从实际生活中了解了劳苦大众的疾苦，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和对敌人的仇恨心，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在马公店总结宣传队工作时，由于我工作肯干能吃苦，被评为三级模范，并得到物质奖励。当年10月，淮北中学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大多数同学被分配到各个战斗岗位。由于我年龄较小，到根据地的时间又很短，征求我的意见后，便把我分配到新四军四师军工部所设的淮北工业学校继续学习。

⊙淮北抗日根据地淮北中学“模范学生”奖状

在淮北中学短短3个多月时间的学习与锻炼，虽属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但对一个从敌占区出来，从未经风雨见世面的16岁青少年来说，确实带来了全新的根本性的革命教育，对提高我的政治觉悟，坚定革命信念，树立革命人生观，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

（选自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回忆录组委会编《抗战在淮北（第四辑）》，南宁市桂川印刷厂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