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都是新兵，所以要进行整训，学习和掌握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立正、稍息、齐步走、向左转、向右转等。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迎着朝阳在山坡的田野里吊嗓子：啊、啊、啊……把嗓音越调越高。李淦队长教我们识谱、发音、唱歌。仇教员教我们排戏。印象最深的就是排一出叫“奴村曲”的歌剧，这出戏没有叫我参加。后来又排了一出戏叫“打鬼子去”，我那时才是个十三四岁的黄毛丫头，叫我演母亲，还叫我哭儿子，我怎么哭呢，我哭不出来。我根本就不具备成年人的思想感情，更没有那种生活体验，把我难为得够呛！戏剧教员还批评我。因此对这出戏的内容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说的是一位八路军战士受伤后腿瘸了，不能跑路，只能慢慢走，后来碰到一位游击队长把他带回家，藏在草垛里，游击队长就出去探听敌情了。鬼子汉奸追来正好碰到有个小孩在路边玩，鬼子给那孩子两块糖吃，说：“小孩大大的好，八路军的有？”小孩听了很害怕，不敢说话。鬼子急了，说道：“你不说就杀了你！”小孩就更怕了，手抖抖地往草垛里指了指，鬼子恶狠狠地将伤员从草垛里拉了出来打死了。这个孩子的爸爸就是游击队的队长，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当场就把他儿子枪毙了。于是小孩娘就哭：“我的儿呀，我的儿呀！”要在这场戏里扮演母亲这个角色，我没接受，戏剧教员就跟我发火。我想，你发火我也不演，因我年龄太小没有那个感情，怎么能演出来呢，演不像还不如不演，最多不当这个团员。这是第一次叫我演戏。

还有一次，队长叫我站在队前指挥唱歌，我也不干，主要是爱面子，最后也算了。这两件事一直在我心中回想：既想当兵学本领、打鬼子做宣传救亡工作，又死爱面子。通过学习和思考，在老同志和领导的谈话、帮助启发下，我思想上有了转变，慢慢提高了认识。既然要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就要用掌握的文艺本领和知识，做好宣传和发动工作。宣传队员就是要大唱革命歌曲、多演革命戏曲，从各方面表达对万恶滔天的日本鬼子的仇恨，广泛学习打日本鬼子的本领和知识。我主动向队长和戏剧教员做了检讨，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今后好好改正。领导表扬了我，说我有进步。我很高兴，决心振作精神，好好锻炼提高自己。

冬去春来，到了1939年年底。天气很冷，零下十几度，我们早上起来都是把河上结的冰敲开洗脸。虽然很冷，但我们不觉得冷。实际上那时八路军生活很艰苦，冬天到了还没有棉衣穿，行一天军到晚上，到老百姓家里，就把麦草往地上一铺，衣服也不脱，把背包当枕头，几个人挤在一块，把床单往上面一盖就睡觉。那时连棉衣都没有，哪里还有棉被呢？因此我们只能地上铺草，上面盖的也是草。有一天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原来上级要给我们发棉衣了，不用挨冻了，大家怎能不高兴呢！(www.daowen.com)

那是12月份，发下的棉衣是半成品，里面没有棉花，但是还发了羊毛，要我们把羊毛装进去，还要我们自己去缝。我们都是一群孩子，哪会缝呢？沂蒙山区百姓养羊多，羊毛也多，上级就地取材给我们发羊毛。羊毛没有加工过，又骚又臭，我们每人抱了一大堆羊毛到河沟里洗，边洗边用树棍抽打，把羊毛的骚臭味，还有夹在羊毛里的羊屎蛋子洗干净，放在沙滩上晒干后抱回去，把羊毛塞到棉袄棉裤的两层中间缝好。缝棉袄时，要做到羊毛不往下滑，穿在身上才暖和。我们不会做，只知道把羊毛塞进去，但不知道怎么缝，结果一穿羊毛就滑掉下来。我们有个很能干的分队长叫丁治华，大概二十几岁，像个老大姐，又像是妈妈，她就一遍一遍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把羊毛塞进去，再怎样缝，最后大家都学会了，缝得还不错，穿在身上，用皮带一扎很像样。我们战胜了这个困难，大家都很高兴。

在部队，我们没有一个人哭，也没有一个人想家，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累，整天乐呵呵的。用个时髦词来形容一下，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吧！老百姓来慰问部队，给我们送来了新烙的煎饼、香喷喷的红烧肉，大家狼吞虎咽吃得真香，可高兴了。可这顿饭还没吃完，队长一声令下：集合！敌人又来“扫荡”了。我们把被包一背，钻进大山，跟敌人捉迷藏。就这样，一边打游击，一边搞训练，我们在这里学到了基本的军事常识和文艺知识，活跃了部队生活，更是锻炼了自己。我们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的，很像个八路军战士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