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芦汪子学习3个月后，我被分配到离家20多里路的苍山县县团部妇女部做宣传工作，动员群众起来抗战。县团部组织了妇女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发动群众全面起来抗日。做妇女宣传工作就是到农村去动员大娘、大嫂、大姐起来抗战。开始到老百姓家，她们有些害怕，把门关上，不让我们进。我们就站在门口不走，亲切地叫大娘、大嫂、大姐，说：“大娘开门吧，我们都是老百姓，是小姑娘，没有别的事，不要害怕，就是来看看您。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我们要团结起来抗战！”老百姓关着门在里面听，我们就在外面讲，有时在门口站一个多小时。她们看我们都是小姑娘，手里又没有什么东西，慢慢地被我们感动了，门开了引我们到家里去。经过动员，妇女们开始和我们亲近了，也都去报名参加妇救会。孩子也说，我们参加儿童团！农民们也说，我们参加农民自卫队扛起锄头跟鬼子干！去挖战壕、埋地雷，给咱八路军送子弹！大家抗日的劲头高涨起来。

我们就这样天天到农村去做群众工作。青年人纷纷报名参军，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局面，真是“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抗日救亡的局面在家乡全面展开了。母亲和我说起，当时有个邻居老乡去涌泉镇赶大集，看见我在集上做宣传讲话，还组织大家唱抗日歌曲，邻居赶回家告诉我母亲，等母亲赶来镇上时，我和宣传队员又分散做其他工作去了，母亲伤心地只好回家去了。

我在县团部妇女部做过临时招待员。有一次妇女部召开妇女联合大会，我往楼上送开水，那时山东的房子又矮又小，小楼虽然不高，但有一个小阁楼，大家在阁楼上开会，上楼用架上的木梯子。我一手提着开水壶，一手扶着梯子往上爬，因人小，结果爬到一半手没扶住，摔了下来，把腰摔伤了。当时摔得我晕了过去，嘴里吐白沫。怎么抢救的我也不知道。等我苏醒过来以后，她们才告诉我，因没有什么药，也没有什么急救办法，只好用土办法，把白酒烧热了用手指沾着酒揉擦我摔伤的腰部。因为年纪小，摔伤的面积不太大，很快就消肿了。后来她们让我回去在家里养伤，我不想回家，怕回家后她们不要我了。于是她们就和我说，不要紧的，我们会要你的！她们就把我送回家养伤了。(www.daowen.com)

回家住了两个月，伤完全养好了，这时已是1939年的春天了。八路军一一五师进驻了码头镇，师长是林彪，政委是罗荣桓，政治部主任是刘兴元。罗政委夫人林月琴在师政治部当干事，她分管政治大队（现在叫文工团），是政治部直属队。八路军到码头扩军，动员青年参军。记得有两位女八路军（现居住在北京，每年去北京我都去看望这两位老战友），一个叫戴流，一个叫文铭，对人态度非常和气。她们到我家拉着我的手问：“小大姐，你看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看你们是八路军。”又问：“八路军好不好？”我说：“八路军当然好喽！打日本鬼子，为民报仇雪恨。”接着又问：“那你愿不愿意参加八路军？”我说：“当然愿意。参加八路军为父报仇！你们要我吗？”她们一口答应：“要你。”我当时真是喜在心里、笑在脸上。她们还说：“你先住在家里，白天来我们大队部学唱歌。”她们又去动员了很多年轻人，其中有我的不少同学。八路军把我们召集起来，男男女女大概有十来个人，天天到政治大队部集中学习。政治大队的队长是朱明，副队长是朱光、李淦，戏剧教员是那沙。我们每天到大队部学唱救亡歌曲，有很多老歌就是1939年在政治大队学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黄河颂》《五月的鲜花》《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松花江上》等等。大队部还教我们学跳秧歌、舞蹈，大家都是青年人，天天蹦蹦跳跳，热情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