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坡

1939年的冬天，皖北平原特别冷，大雪一场接一场，房檐下吊着参差不齐的冰柱，刺骨的北风吹得人像刀割似的。眼看春节快到了，大家却没有一丝过节的心肠，全被苦闷、彷徨、愤懑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们这些为抗日救亡而热血沸腾的青年男女，如今蓦地像一群迷途的羔羊站在十字路口，张望着那茫茫雪原，仿佛那漫天大雪不再是丰年之兆，而是一片白色恐怖……

自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宣布改组各县动员委员会及各救亡团体，诱逼大家到战时省会立煌（金寨）集训，为其反共投降服务。位于太和县城东街的县动员委员会小院，就没有了救亡的歌声，没有了团结抗日的呐喊，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顷刻化作过眼云烟，显得很凄凉、萧条。

但这冷森的帷幕下面并不平静，往昔的抗战力量正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一场大分化大改组，遵循不同人生哲学的人都在紧张地选择着自己今后的路。那些幻想通过国民党的“集训”求得一官半职者，正急匆匆地奔向立煌，甚至有人不惜冒名顶替也要赶上这班车。一些纯朴善良的人们，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既一时难以继续战斗下去，又不甘愿屈服于顽固派反共投降，只好在教书、升学、经商、务农等领域中寻找一方安身之处。决心抗战到底、义无反顾的志士，则翘首东望，憧憬着奔赴抗日前线效命疆场。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就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对我们张氏几兄弟来说，也只有到新四军去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们不仅要抗日救国，还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推翻这吃人的旧社会，否则就无法在这片热土上生存。从我记事起，就目睹全家人在艰难痛苦中挣扎，特别是由于父亲是义子，为封建家族所歧视，受尽了凌辱。祖父中年娶妾，对祖母百般虐待，逼得她走出家立门户。父亲为了赡养一家老小，在县政府当了名小雇员，失业的危机时刻威胁着他。他36岁就被一场瘟疫夺去了生命，这使我们家失去了顶梁柱，且留下数不清的债务。母亲一生体弱多病，她只会在逼债人面前叩头求情，只会将生活的苦水吞在肚内，而把希望寄托在观音菩萨身上。祖母虽已年过花甲，又在年轻时累弯了腰，一年四季仍要做饭、喂猪、拾草、种菜、纺纱、织布。姐姐从9岁起就开始劳动，全家人的衣被鞋袜多靠她洗浆缝补，还要没日没夜去割猪草、拾麦穗、做手工。大哥高小毕业时在全县会考中名列榜首，但却无力升学，后来由于县教育局局长倪某惜才，方在他的帮助下去蚌埠乡村师范读书，可他未毕业即因无人接济而辍学，15岁那年开始接替死去的父亲来支撑这个破落的八口之家。后来我不甘心在家辍学待业，时常哭闹，走投无路。有天，一位老师告诉我，有个富翁膝下无子，要收我做义子，供我上学，母亲死活不肯，因为她尝够了父亲当义子的苦楚，宁愿一家人饿死在一起，也不能将自己的儿子送人。万般无奈，大哥狠狠心拿出全家仅有的五元钱，让我去阜阳报考颍州师范，他们估计我考不上，也就死了这份心。谁料我不仅在1800名考生竞争40名中一举成功，而且考了个第七名。但这未能给家庭带来喜悦，反使大哥坐卧不宁。因为上师范尽管有许多优惠，可他实在拿不出在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费用。后来还是他的几位同窗好友慷慨资助，才了却我升学的愿望。后来因为徐州为日军所占，皖北告急，学校被迫南迁，我当了三个月的流亡学生又返回故土。正因为这样，大哥在蚌埠读书时就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从事爱国活动，后来他当小学教员时，还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索薪斗争。

我们几位弟弟也跟着大哥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同意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我县地下党在1932年4月19日发动的那场暴动，更使我们永生难忘。暴动失败了，国民党当局随之进行血腥镇压，数十名地下党员被捕。他们大义激然，高呼着革命的口号走上刑场。其中就有我在读小学一年级时的女教师。她年仅18岁，就为革命捐躯。我们的小学校长孙海如，也是遇难烈士之一，我与他的儿子同班，二人一同为烈士们痛哭。暴动中牺牲的刘体龙的妻子，后来改嫁与我家同住一院，我不止一次听到她对丈夫的怀念。当时我作为一个孩子，虽不知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但知道他们都是好人，而杀害好人的人肯定不是好东西。所以抗日战争一开始，我们四兄弟就都参加了党领导的救亡运动，也称得上比较活跃的积极分子。

说起新四军，我们并不陌生。早在1938年冬，正在皖北人民抗日自卫军工作的大哥，得知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亳北地区，即去彭部驻亳县联络站找到夏岳同志，要求参军。当时夏岳说，你们自卫军是党的统战部队，正需要干部，故未同意他的要求。后来新四军派了一些干部到太和活动，与大哥交往甚密，使他深受影响。大哥以后在县动员委员会办《动员导报》时，新四军的《拂晓报》，就成了他的老师。有次新四军的伤员路过太和，大哥曾去采访过他们。我在1939年夏天，曾在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学习过3个月，后来经组织安排返回太和。所以我们此时想到新四军去，是十分自然的。

我们虽然主意已定，但还不能说走就走，因为，第一，当时新四军尚在肖县、永城一带，中间要通过300多里的国民党统治区，他们正沿途设卡，严密封锁，我们必须选择出走的适当时机和路线；第二，大哥曾担任县少年宣传团团长，身后跟随着一批也要革命的孩子，他不能将他们丢下不管；第三，家中上有年老的祖母和多病的母亲，下有不满周岁的孩子，大家一走，谁来支撑这个多灾多难的家？所以我们必须等待，做好准备，争取万无一失。

等待，是个艰难复杂的过程。大哥先利用寒假之机，与几位同事在文庙小学，办了个升学补习班作掩护。春节后，他们又应清真寺小学校长张炎武之邀，去他那里教书，四弟也跟着去了。我则到设在西关的另一个升学补习班学习。

大哥他们到清真小学后也办了个补习班，由他担任班主任，学生除了他带的少年宣传团的团员外，大多是为躲壮丁而来的农村青年。他们说是补习文化，实际上是进行政治训练，上语文课时，就从一些进步书刊上选教材，由少宣团员范士杰夜间刻印（范离休前任湖北襄樊军分区副司令员），上音乐课时，他们教唱救亡歌曲，进行歌咏比赛。每到星期六下午，他们就组织演讲会，他们还组织秘密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通过这些活动，使一些本来对国家前途漠不关心的人，也有了参加革命的要求，如曾任广州市邮电局局长的崔子杰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军的。

他们这样做，自然为国民党顽固派所不容。没过多久，各种危险信号接踵而至。一天，清真小学的校长张炎武找大哥谈话，劝他加入国民党，被大哥婉言拒绝。过了几天他又提此事，大哥仍不同意，他就忠告说：“我们私交颇深，再不能瞒你，上边已有指示，若你4月1日以前还不加入国民党，不但要解聘，还会有更大的麻烦。”紧接着，大哥得知他已被国民党骑二军政治部列入黑名单。

一天深夜，县政府的巡官石璞璋突然去学校找大哥，进门就说：“形势万分紧急，县政府就要对你们下手了，快做准备。”石是广西人，有一定进步思想，以前我们在乡下宣传时，他曾捐十块大洋，对大哥十分信任。大哥感谢他通风报信。他又问大哥：“你看我今后怎么办？”大哥说：“你若吃得苦，就到新四军去吧。”石说：“吃苦不怕，就是不知道如何去找新四军。”大哥还要他先到洛阳城内找新四军联络站的徐今强接头（徐今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后来石璞璋果然去了新四军，分配在边区联合中学当教员，表现很好，可惜工作不久因病去世。学校还为他开了追悼会。有天我去县动委会找人，遇上驻会的骑二军政工人员，他向我打听动委会的几位负责人现在何处，我推说不知，他就要我回去想想，第二天再去告诉他。

徐今强（1914—1976）　祖籍浙江省宁波市。1914年出生于上海。1938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联络部科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华东局联络部科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石油部副部长，兼中共大庆会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大庆石油会战总指挥，煤炭工业部代部长等职。1976年7月21日在北京逝世。

所有这些迹象，都说明形势已万分严峻，再不能拖延下去，非走不可了。而且要赶在4月1日前动身，但眼前大哥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安顿这个家。他想，四兄弟不能全走，必须留下一人照顾妇孺老幼。当时我才14岁，四弟11岁，留下于家无益，只有让17岁的二哥担当此任，但还得对他做些工作，因为他也想走。另外，我们走时不仅要对外面绝对保密，也不能让家人知道我们的真正去向，否则奶奶与娘就会阻挡，因为我和四弟实在太小，兵荒马乱时远走他乡，既无归期，又生死难卜，她们怎能承受这样大的打击？于是大哥从乡下找回二哥，说明他将带三弟四弟去新四军，请他留下代我们行孝。二哥一向尊重长兄，只好勉强答应了。大哥将身上不多的钱留下五元作路费，其余全部交给二哥，要他好好为母亲治病。接着大哥去乡下看望已出嫁的妹妹，含着泪抱起不满周岁的外甥女，塞给孩子一块银圆。我姐知道哥哥穷，不知今天为何这样大方，便问：“哥，你这咋啦？”大哥无言以对，只有热泪盈眶。我姐又追问道：“你到底咋啦？有啥事千万不要瞒我。”这时大哥才吞吞吐吐地说：“我准备去外县教书，将三弟四弟也带去。”“那你哭什么？”“怕是三年五载才能回来。”这话自然使人难以相信，我姐又一再追问，可大哥始终不敢对她吐露真情，只得说：“妹妹，你不要再逼我了，反正是去教书，今后只希望你多回几次娘家，替我们多孝顺奶奶和娘。”兄妹二人就这样伤心地分手了，再相会已是18年后的事了。

那时我家已从城内搬到乡下，大哥住校，我与四弟住在城内姨母家。临走前，我还装成没事似的，可心中早已七上八下，既盼望早走，又舍不下慈祥的祖母和一身疾病的娘。只有四弟没有多的顾虑，竟将我们要去新四军的事告诉姨母，多亏姨母不信，还骂四弟：“小孩子家，胡扯啥！”至于奶奶和娘，一切都被蒙在鼓里。

1943年3月下旬，一些同志分头走了，我们出走的日期选在3月25日。动身前夕，大哥思绪万千，心事重重，一夜未眠，一向不吃烟的他，竟一夜吸掉一包烟。我按事前约定，天不亮就喊醒四弟，悄悄拉开房门，背上不大不小的包袱，两人蹑手蹑脚地走出去，沿着街心的石板路，直奔东关，见到早来的大哥和一位女学员。过一会，另一位女老师和她的妹妹也来了。于是我们一行六人，迎着初春的寒风和飞扬的尘土，踏上了漫长的征程，去迎接那血与火的斗争……

事后才知，我们出走的第二天，国民党县政府就去清真小学抓人，第三天就发出通缉令，要将“携弟潜逃的异党分子张东亚缉拿归案”，好在我们此时已到达涡阳县城，正从徐今强同志手中接过去抗大分校的介绍信。

40年后，我写过一首《江城子》，追忆当年兄弟三人一同参军的情景——(www.daowen.com)

大地乍绿犹寒，

阳关道，

尘满面，

兄弟三人千里奔前线。

痛恨独夫不抗战，

百万兵，

闻风窜。

山河破碎家何在？

烟蔽日，

火连天。

喜闻淮北捷报频频传，

胜利凯歌震山川。

急急行，

正少年。

（选自《华中烽火》，四川省新四军史料征集研究会编，天地出版社，199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