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火不断扩大，当过教师又做过银行职员的父亲失业了，生活日趋窘困。1940年初，经朋友介绍，父亲把我托付给两个认识不久的人，让他们带着我离开国民党统治区的安徽阜阳，投奔抗日根据地。那年，我刚跨进13岁。一天凌晨，从阜阳出发。那两个人都是一身戎装，一个是国民党五战区政治部政工队第一队分队长，叫毛凤林（到根据地后更名为华林），呢制军服，气宇轩昂；另一个叫庄坤（到根据地后更名为庄重），着一般国民党军队军服。他们找了一辆独轮车，一边放一只柳条箱，一边放被褥行李。起先，我觉得很新鲜，神气活现地跟在他们后边走。毕竟人小乏力，哪能长途跋涉？不久就走不动了，他们便让我坐到独轮车上赶路。

去北上抗日根据地须得穿过涡阳城，国民党守军设岗检查的哨兵，耀武扬威地嚷着要检查。只见毛凤林一步步走过去，二话没说，先给那个哨兵两个耳光，接着说：“不看看我们是什么人，眼瞎了吗？”被打得晕头转向的哨兵，一看一个军官站在面前一脸怒气，顿时蔫了，另一个哨兵马上满脸堆笑，频频点头哈腰，并连说：“长官，对不起，对不起！”同以后从电影上看到的镜头一模一样。后来我才知道，那柳条箱里装的是枪支弹药，要运到根据地去的。他们两个都是打入国民党军队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遵照豫皖苏区党委指导，以去涡阳蒙城视察的名义，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到根据地去工作。

进涡阳城后，我们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他们嘱咐我，不要外出，不要跟陌生人讲什么，便出去了。他们是到新四军第六支队驻涡阳联络站去联系的。第二天拂晓，我们一行三人便动身出涡阳北门，乘天色朦胧渡过涡河。过了涡河便是抗日根据地了。

到根据地后，领导见我年纪小便让我到由边区政府创办的萧（萧县）、宿（宿县）、永（永城）、夏（夏邑）抗日联合中学（简称“联中”）去读书。

1940年，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根据地的生活十分艰苦。土墙茅草房的校舍还得学生自己动手和泥建造。吃的就更差了，永城一带本来就贫穷得很，那年春天又闹饥荒。我们吃的都是高粱和米糠做成的“窝窝头”，又黑又硬。“窝窝头”能吃上就不错了，有时只能喝稀粥充饥。“窝窝头”硬得似铁疙瘩，很难咬得动，放在牲口槽里，牛驴都不肯吃。经常吃“窝窝头”，拉不出大便，痛苦得很。后来有人受凉拉肚子启发了我们，晚上就有意躺在春寒的室外冻肚子，冻坏肚子好拉稀，这被我们戏称作“冻肚子疗法”。(www.daowen.com)

那时的卫生条件也很差，身上少不了“革命虫”（虱子），疥疮更是常见的皮肤病。我去了不久也生了病。先是痢疾，这个病容易传染，许多人都患上了，领导安排我们去住院治疗。一天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一头老牛拉着一辆四轮车，踏着月光慢吞吞向前。车轮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我们几个病号蜷缩在牛车上。我的肚子一阵一阵的疼，一疼就要拉稀。那时候是没有手纸的，拉好了随便找个瓦片什么的刮一下就完事，又急匆匆去追赶牛车。走了一夜到达一个村庄，村里有医院。这个医院也十分简陋，我住的“病房”就是一个用泥巴糊起来的草棚。在地上铺一层麦草就是“病床”了，被子是自带的。我躺在“病房”里，除了吃药就整天昏昏沉沉地躺着。不久我又被传染上“回归热”，这是一战中欧洲战场流行的传染病，发高烧、头痛、不思饮食，死亡率高。大概是靠着我旺盛的生命力，治疗了一段时间，没死，虽然挺过来了，但体质下降。回校后，队长便给我批了一个可以吃“病号饭”的条子。其实病号饭也就是豆杂面、绿豆面条或青菜馅饺子之类的饮食。可那时候吃起来就是大享受，总感到它美味可口，余味无穷。

在学习期间，我第一次接受社会发展史教育，学习最基础的唯物辩证法，游击战术，还学了几句日语喊话，比如“缴械投降”“交枪不杀”等等。

战争不允许我们长时间地学习。六个月后，我就“毕业”了。来到河南永城新兴集西北的大李家，在那里，我被分配进入豫皖苏边区党委宣传队，做一名宣传员。从此汇入抗日战争的洪流，开始了革命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