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斌一路经天津、青岛，辗转月余，约8月底到达济南，在平津同学会国际部工作。

日军侵占山东后，即向冀鲁边发起疯狂进攻。冀鲁边地处冀南和鲁北滨海，为日军侵略华北的主要战场。我党若在此地建立抗日武装，北则威胁敌后方基地天津，南慑山东省会济南，东西则使敌水陆交通遭到我军破袭；刘少奇同志十分重视开辟这个地区的抗日工作，对山东省委作过指示。山东省委决定派于文斌到该地接收原河北津南特委和山东鲁北乐陵中心县委所辖的十一个县的组织关系，筹备成立鲁北特委，恢复和开展党的活动，领导这一地区的广大军民，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7年9月10日，于文斌由无棣县共产党员于墨仙从济南接到冀鲁边，怀着对日伪的无比愤恨，力排万难，积极工作。同月，鲁北特委成立，于文斌任书记。10月，鲁北特委改为冀鲁边工委，于文斌继任书记。

在冀鲁边，由于韩复渠、沈鸿烈的不抵抗政策，日军所至烧杀奸掠，汉奸土匪蜂起。日寇和汉奸的残暴罪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怒潮。为了适时组织人民武装抗日，开展游击战争，于文斌根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十月会议的指示精神，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他首先团结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各界人士，先后在盐山、庆云、无棣、宁津、沧县、南皮、东光、乐陵等县建立了抗日救国会，而后又组成“华北人民抗日救国总会”。

1937年11月，于文斌在地方党员傅炳翰、王俊峰、崔岳南、马振华、邸玉栋、范普泉、邢仁甫、李广文、刘子芳等同志的帮助下，争取和改造了一些掌握在爱国人士手中的地方武装。在此基础上，于文斌领导成立了秘密游击小组，积极开展抗日活动。游击小组收集了大量国民党散兵游勇丢弃的枪支、弹药，向豪绅地主借枪、募捐，扩大力量，并在盐山之旧镇、乐陵之黄夹镇及宁津、庆云、无棣等地，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建成了“华北人民抗日救国军”。这支抗日武装在冀鲁边工委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到两千多人。于文斌根据毛泽东同志：“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转入“华北人民抗日救国军”中工作，任该部政治部副主任。在部队中，于文斌工作深入，廉洁奉公。他经常启发干部、战士进一步觉悟，教育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起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者应有的作用，深受广大革命者和战士的爱戴和拥护。部队也屡建战功，发展成为冀鲁边抗日武装的主要力量，为开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

此时，驻守盐山、庆云、无棣、乐陵等地日军集中到鲁南一带，敌后方空虚，逐调“满州国”伪自治联军第一师刘佩臣部千余，进驻盐山城东南五铺一带的十几个村庄，准备进攻救国军。于文斌和邢仁甫、范普泉、崔岳楠等领导分析了敌情，决定利用日军调刘佩臣部填补空虚，而刘佩臣又拥兵自重的矛盾，夜袭刘部。入夜，部队向刘一部发起袭击，使之立足未稳即遭全歼。救国军旗开得胜，装备了自己，重挫了敌人的锐气，增强了沧盐一带群众的抗日信心。(www.daowen.com)

继五铺战斗后，由于救国军中个别领导排斥政治工作，使救国军发生分化，部队迅速减员。于文斌和党内同志对这种思潮进行检查，统一了思想，强调了党在救国军中的政治地位。随后又对部队进行整顿，纯洁了组织，使部队在冀鲁边工委的正确指导下，又接连打了五次胜仗，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1938年2月，部队解放盐山县城后，日军又调自治军刘芳庭一部千余人占领盐山县城，并向救国军进攻，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打得十分激烈，救国军在地方爱国武装的配合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这次战斗中，于文斌为了使延安的声音及时地传到战士中，借以鼓舞斗志，而正在收听广播时，政治部的一位党员干部误将手枪堕地走火，于文斌不幸负伤，经过急救转至崔家口后方医院。后由于医治无效，同年五月，一颗年仅二十二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党从此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救国军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优秀指挥员，战友们失了一位亲密的伙伴。

于文斌不幸牺牲噩耗传到家乡后，人民为失去一位抗日先锋而悲痛万分。中共息县地下县委为了表达悲痛之情，通过“抗敌后援会”召开了于文斌烈士追悼会。豫东南特委委员兼息县县委书记周德成，写了专题纪念文章，整版刊登在息县《民教馆报》，并散发到抗战中心延安。在烈士的激励下，家乡的有志青年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在烈士的出生地临河，也很快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高潮，并成立了“息县抗日挺进队第一大队”。

于文斌烈士牺牲后，他的灵柩被安葬在盐山县崔口镇西。全国解放后，中共山东省盐山县委又把他的坟墓迁到盐山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