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北平处于白色恐怖中。于文斌来到后，就渴望迅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他按照北平党组织的指示，在恶劣环境下，不顾身体的虚弱，一方面通过同乡的关系，在华北学院挂名，努力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钻研《共产党宣言》、《哲学》、《政治经济学》，一方面积极活动。11月18日，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秘密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统一了对学生会的领导。中共北平市委和学联组织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当时群众觉悟的程度，决定以请愿游行的斗争方式，发动群众，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反蒋抗日”的水平。同月，于文斌和专程从东北回到北平的王国良、王静敏等人秘密酝酿参加“一二·九”运动。12月8日晚，北平市委书记李常青通知于文斌和王国良、王静敏等人次日在西单汇集东北大学的游行队伍，参加游行示威。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反共自治”、“武装保卫华北”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当游行队伍进行到王府井时，遭到反动军警的竭力阻拦，于文斌和同学们将随身携带的石灰面撒向反动军警。接着，反动军警又用水龙冲击游行队伍，于文斌没有丝毫的退缩，同爱国学生一起，与军警进行英勇的搏斗。12月16日，是伪“晋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日子，于文斌根据党的指示，再次参加了游行示威。当队伍到达前门大街时，反动军警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于文斌毫不畏惧，随队伍继续向宣武门汇合。这时，城门紧闭，他和大家向反动军警提出质问：“抗日有什么罪？”军警无言对答。经过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迫使国民党“晋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一二·九”运动考验和锻炼了于文斌，于文斌也在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

1936年4月，于文斌接受了恢复团北平市委的任务。10日，他与项廷元和东北大学学生、共青团员关山复取得联系，恢复了团北平市委，于文斌任书记。5月，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中央《关于改造共青团的决定》精神，决定撤销北平市团组织，吸收团员入党。这时，于文斌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于文斌入党后，即接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职务。秋末，又调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任组织委员，负责组织领导城内的各大学党的工作。(www.daowen.com)

1936年4月，刘少奇同志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使得白区的工作沿着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于文斌在白区工作中，处处以大局为重，善于思考和分析问题。当时的北平处于日军的重围之中，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宋哲元，在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方针指导下，消极抗日。北平的一些学生喊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于文斌没有盲目随从，他在综观宋哲元的全部历史后认为：宋系地方军阀，可以争取他抗日。他积极做工作，改变了一些学生的认识。接着，宋哲元也由消极抗日转而表示抗日，直至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于文斌的这种认识通过实践证明，完全符合北方局的指示精神。

于文斌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房东注意。当时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雪峰多次到于文斌住处布置指导工作。李雪峰发现房东鬼鬼祟祟、行踪可疑，便指示于文斌转移，但因一时找不到房子而推迟了两天。1937年1月的一天夜晚，房东借故在于文斌处聊天。约8时许，特务突然闯了进来强行搜查了于文斌的住处，并将于文斌和其堂妹、共产党员余士瑛及同乡、民先队员周琨玉一起带到北平市内五区拘留所，后转到北平市警察局。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和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使于文斌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爱国者有罪，卖国者有功。这更加坚定了他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决心。在狱中他虽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利用一切机会为党做工作，鼓励被捕同志坚持斗争。1937年7月27日，他说服了一个有爱国心的看守，在看守的帮助下，他扮成狱卒逃了出来。出狱后，于文斌立即找到李常青，向他汇报了狱中情况，因于文斌此时已经暴露，不能继续留在北平，李常青当即将他转到抗日最前线——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