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式清洁无疑会造成历史价值的破坏。事实上，无论是多么细致的清洁方式，只要是清洁就会造成破坏，因为面层和基层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1986年，理查德·沃布斯（Richard Wolbers⑦）第一次为盖蒂博物馆授课时，展示过一张显微镜下木家具上完清漆且反复打磨后的横截面图。截面图照片显示木家具中的天然油被吸收进抛光层中，这也就意味着基层与面层的物质是会相互转移的。因而我们几乎无法达到只清洁而不破坏的理想境界，因为我们处理的是牢牢捆绑在一起的化学键。

虽然清洁无疑会造成破坏，然而不清洁同样也会造成破坏。因而，我们对于清洁的讨论首先应该超越“破坏”，让我们如同马克思·弗里德伦德尔（Max Friedländer⑧）承认“修复是一种必要的恶”那样，首先承认清洁是一种“必要的恶”。于是，重要的是如何清洗。

历史上，修复师已经就修复对象的清洁与真实性矛盾给出了解决方案。早期巴洛克的画作修复者在完成他们的修复工作后会留下记录，其中备受称赞的案例是罗马学院院长卡洛·马拉塔（Carlo Maratta⑨）在1703年修复梵蒂冈拉斐尔的壁画时留下了一处未清洁的区域，以记录壁画清洁前后的状态变化。之后在1829年，弗里德里克·鲁卡努斯（Friedrich Lucanus⑩）将达玛树脂引进画作修复中以避免油基或油灰基罩光层变暗时，他同样建议修复师在修复的每张图片背面标注修复中使用过的材料，便于后人将修复材料作可逆清除。(www.daowen.com)

除此之外，少干预、针对性干预是清洁中很早提出的原则。1758年，罗伯特·多西（Robert Dossie ⑪）在他的著作《从侍女到艺术》（Handmaid to the Arts）中批评了那些所谓的专业画作修复师实则并不懂清洁的艺术。多西首先强调，在不必清除掉画作面层清漆，或在清除清漆存在风险的情况下，应当保留原有清漆。其次，他指出各种不同的画作清洁溶剂功效是不同的，按清洁力从低到高排序，依次是水、橄榄油、黄油、木屑或珍珠贝壳灰、肥皂、酒精、松节油、柠檬精油。同时，他还建议最好采用与构成画作同样的溶剂对画作进行清洁，因为这样的清洁方式更加有效，更为重要的是无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