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决定物质基础,国外较早关注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对于人性化的关怀也较好地体现,对于城市公共空间中,儿童活动空间研究较早。美国早在1900年就开设了“全美儿童游园协会”,并发行杂志,推动儿童游园建设。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4.1 城市儿童公共空间的研究
国外针对城市儿童活动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性化空间、城市公共空间相关的研究中。建筑师扬·盖尔致力于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交往与活动的研究,提倡人性化城市,在他所著的《交往与空间》和《人性化的城市》中都不同程度地考虑到儿童在户外空间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在城市发展、城市空间与城市生活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儿童”这个关键词始终贯穿其中。对于儿童活动的空间,他提出诸如街道与儿童活动之间的关系等。在《人性化的城市》中,明确提出了城市的嬉戏和锻炼的功能,并写道“儿童的嬉戏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克莱尔·库珀·马库斯和卡罗琳·弗朗西斯在《人性场所——城市开放空间设计导则》中,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关于儿童的开放空间设计的相关设计导则。书中提出了以下有关儿童公共空间活动的理论:有关儿童游戏活动的研究强调,无论是在哪里儿童都需要游戏;“邻里公园”的建设必须要考虑专门针对学龄前儿童使用者、6~12岁的公园使用者以及青少年使用者的使用需求,并明确提出了其各占比重;在“小型公园和袖珍公园”中的相关研究,也是根据儿童作为主要使用者进行考虑并提出设计原则等。另外对于“儿童保育户外空间”,提出了许多相关的设计导则,并将儿童进行了年龄段的分类研究,在城市的开放空间的分类中,也对儿童活动作出了设计导则。在城市空间营造这一层面上,本书对于儿童活动空间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美国记者作家简·雅各布斯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了城市空间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她认为街道具有交往的作用,特别是城市街道非常方便这个特点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好的街道可以方便儿童进行无处不在的自由自在的交往与随意玩耍活动,更重要的是能提供保护的作用。
除此之外,在当代城市规划著作中,布罗托2009年出版的《儿童游乐场设计》从基本设计布局到细节的处理,提出了针对游乐场设计的原则与指导建议,并且在书中的第二部分展示了70个国外优秀游乐场项目。
1. 1.4.2 儿童游戏和儿童游戏行为心理的理论研究
在儿童游戏和儿童游戏行为心理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著名日本建筑师仙田满对“儿童的游戏环境”这一课题研究了30年,他指出自然、密所、废墟、开放空间是儿童最偏好的四种空间,并认为现在的孩子与大人交流变少,而儿童活动场所设计目的在于大人和孩子交流(仙田满,2003)。
教育家和设计师弗雷德·林·奥斯曼在《儿童中心设计模式》一书中,以20世纪70年代的文献评述、多个儿童中心设计的研究及与幼儿教师的讨论为基础,得出了可用于儿童户外活动环境设计的导则和对策。
《简捷图示儿童建筑环境设计手册》详细阐述了儿童环境设计相关人体测量学数据、空间及其他指导信息,该书作者极力支持儿童发展观,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重要指导。瑞士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经过研究发现,知识是由儿童通过心理结构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的;游憩环境是儿童进行活动的载体,具体的游憩环境可以刺激儿童的行为,直接影响儿童的生活质量。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加里·穆尔及其同事所著的《儿童活动区的建议》(Recommendations for Child Play Areas)一书,针对居住区活动空间、购物中心、娱乐中心、校园操场、邻里和区域公园的儿童设施,总结了15条规划建议和56种设计形式(穆尔,莱恩,希尔,科恩和麦金蒂,1979年)。《游戏活动设计导则:儿童户外活动环境的规划、设计和管理(Play for All Guidelines :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Outdoor Play Settings for All Children)》(穆尔,戈尔茨曼,拉科发诺,1992)一书,以一系列相关活动空间主题为内容,深入探讨了各形式空间的可达性,表达了一种非常坚定的儿童发展观。(www.daowen.com)
1.1.4.3 儿童活动需求
城市儿童户外活动空间偏好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18世纪以前的城市社会,儿童户外活动主要在院子内进行,大街小巷也是他们的活动场所;工业革命开始以后,机动车迅速增多,街道对儿童来说已不再安全。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儿童对于城市环境的需求在城市规划中日益受到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于城市儿童户外活动场所的研究基本集中在正式的儿童活动空间;70年代以后,城市规划领域的研究开始关注非正式的儿童活动空间。之后,研究者和城市建设者在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活动场地:城市”远景宣言,认为整个城市的每一个部分都应该设计为适合少年儿童玩耍的场所(M.欧伯雷瑟,2008)。
对于城市儿童户外公共空间的研究,可以分为正式活动空间研究和非正式活动空间研究两部分(Rasmussen K. , 2004)。在此基础上,还开展了儿童独立性活动需求研究,独立活动性成为评价儿童户外活动环境的重要标准。舒拉表示,独立活动性和各种类型的活动场景是儿童自己定义的环境质量的标准(Chawla, 2002);屈泰研究认为,儿童独立活动性的程度以及可实现的可供功能的数量是衡量儿童友好性环境的标准(Marketta Kytt, 2004)。1.1.4.4 儿童安全设计与教育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较早关注儿童安全问题,主要内容是如何使儿童避免意外伤害,如车辆、火灾、水、不安全设施等给儿童带来的伤害。针对此,在法律条文、土地规划、资金支持、儿童游戏场地设置等方面均有关注(Kennedy, David,1991)。针对儿童户外活动场地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游戏设施和场地自身要素。美国婴幼儿的户外活动场地多是采用橡胶木、草地、水泥地、沙地等,尽可能地避免活动场地、游戏设施给儿童造成骨折、挫折伤、擦伤、扭伤等伤害。
美国人认为,安全教育是学校的重要责任,在解决学生安全问题方面,学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2010年3月,奥巴马政府提出,将学生安全教育置于重要位置,承诺为进一步保障学生安全,优先构建新的安全教育模式。每年的5月25日是美国的儿童安全教育推广日。有诸如Take 25之类的公益组织成立了和警察局、社区等进行合作的机构,在全国大力推广孩子的安全教育。美国红十字会设置专门的网站推广“灾难演习”课程计划。甚至在数学课上,有学校运用国家和地区安全委员会所提供的事故统计数据,对学生进行运算方面的教学,学生不仅学会了计算方法,还通过事故计算增强了安全意识。
有很多国家的运动场战略规划中,都提出运用CPTED的方法增加儿童活动的安全性。如澳大利亚兰湾的儿童游戏场规划(Lane Cove Playground Strategy, Dec. 2008)中提出:地方议会和运动场的设计者们需要考虑运动场的选址、设计和设施的安全性。警察部门(和澳大利亚其他团体)鼓励所有的设计者和责任者在公共设施的选址和设计中运用CPTED的原则。
日本在保证儿童在城市空间免受伤害的研究具有典型性,以中村攻所著的《儿童易遭侵犯空间的分析及其对策》为代表。作者通过10年的调查分析,整理出城市区域中儿童易受侵犯的种种空间,包括“区域规划整理区”“变化的城市街区”“电车站附近”“住宅区”“一般城市街区”“危险的公园”等,并通过安全空间与危险空间的对比提出许多优化城市规划的新理念和对策。该书从犯罪空间学角度出发,试图通过合理的空间设计减少儿童受侵害事件,提高城市空间儿童安全性,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极强的启发意义。
日本教育界从幼儿园开始就教给学生诸如“不要走行人稀少、偏僻的道路”“上学、放学要结伴而行”“与陌生人打交道保持应有的警惕”“不要跟不相识的人走”等一些安全常识,“不许学生单独一人玩耍”“不许学生单独一人乘电梯”等。日本中小学为学生配备有效的联络与防范通信工具,如随时显示其所在位置的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联络装置,如遇不测,一按联络装置马上就能知道学生在何地遇到了危险。
俄罗斯自2005年开始在一些地区实施学生配备身份识别牌的制度,选用军用材质,任何情况下,识别牌中的信息都会保存良好(罗朝猛, 2014)。
国外对儿童的安全教育与孩子们的游戏融合在一起,并更多地与生活相结合,让儿童在玩乐中自己去体会什么是安全,逐渐形成安全意识,以及应对危险的能力等。这种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实施。整个教育过程学校是主要实施者,并和家长保持紧密沟通,在社区开展广泛活动,获得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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