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愈加膨胀。在1907年国防方针中，日本明确提出将扩张其“国利”作为“帝国施政的大方针”，必须在东亚采取“攻势”^[2]的思想。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由于内外矛盾激化而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日俄战争以来，日本为扩张备战和强化对殖民地的统治，军费支出巨大，一直采取为支付借款利息而增加借款的无奈之策，战前已经陷入无法支付所借外债利息的困境。大正初期，日本日比谷骚动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之下发生的。

与此同时，欧美列强乘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财政困难之机，以铁道、矿山、各种税收为担保竞相提供贷款，借机扩张势力。在这一轮帝国主义扩张在华势力范围的竞争中，日本由于财力困难而难于争锋，处于落后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为日本在华扩张势力创造了佳机。日本元老井上馨给大隈首相的意见书称：“今天欧洲之大祸乱，对日本国运之发展，乃大正新时代之天佑。”^[3]这反映了日本朝野对一战爆发的喜出望外及充分利用之意。上台仅3个月的日本大隈重信政府借机发动日德战争，以达转移国内矛盾和推行对外侵略政策之双重目的。

8月1日，英国驻日公使拜会加藤高明，表明英国参战的态度，但未明确对日提出参战要求。8月2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宣言，宣称“日政府深望欧局早告和平”，“日政府深期得确守严正中立之态度”，但又引用英日同盟关系，宣称一旦英国陷于战局，“日本以协约义务，必执有必要之措置”，为参加一战埋下伏笔。

大正天皇嘉仁（1879—1926）

大隈重信（1838—1922）

加藤高明（1860—1926）(www.daowen.com)

8月7日晚，在日本政府研究参战问题的会议上，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认定战争对英国有利。加藤高明作为内阁副总理大臣，对日本政府“具有决定力”。加藤高明是“基于信念主张断行参战的最大的责任者”，曾被后人称为“实由一人决定的对德战争”。加藤高明认为：虽然目前日本可采取中立立场以“充备实力”，待参战国战至疲惫时“实力充备”的日本当然会得到国际地位提高的结果，但是“此时在英日联盟广泛基础上参战，可以不负同盟的本质，有利于我远东和平策之大局”。在提及参战理由时，加藤高明强调：“今日本虽非处于根据同盟条约之义务而必须参战之立场”，但“一则基于同盟情谊之英国请求，一则为了帝国趁此时机从东洋清除德国之据点，以进一步提高国际地位之利益，由此两点，断然参战，相信乃适应时宜之良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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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高明的真实思想是：“既然英国参战，不论战争打到何时，最后胜利在于英国方面。最坏的场合，也能以有利于英国方面的平局而告终。所以日本虽然参战亦不致吃亏。抓住此一大好机会，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巩固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实为远大的计划。”对此，日本战史学家评论说：“这就是说，为日本的巩固与发展计，要抓住所谓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此次日德战争，则可视为推行国策的手段而主动寻求的战争。资源缺乏、国力不足的日本，在列强当中，缺乏胜任其国防的实力与有利之态势。抓住列强专心欧战、无暇他顾之良机，以期巩固在东亚之地位，庶可作为后进国追及先进国之唯一希望。”

以“情谊”作为参战理由，实属万般牵强的荒唐借口。“从东洋清除德国之据点，以进一步提高国际地位之利益”，即按照既定大陆政策实现侵略扩张，才是日本主动求战的根本原因。对此，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一书认定：“此次日德战争，则可视为推行国策的手段而主动寻求的战争。”^[5]

在军国思想泛滥的日本，以战争手段推行“国策”早已成为朝野的共识。8月8日，日本内阁召开元老会议，向元老通报参战决定并征求意见，得到与会元老一致支持。没有出席会议的元老井上馨写信给大隈重信首相和另一位资深元老山县有朋，提出著名的“天佑”说，主张充分利用这一“天佑”良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也就是说，日本迫不及待地主动求战，意在通过在中国领土上燃起的战火，达到其对外竞霸东亚和对内解决矛盾的双重目的。

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评价说：“第一次大战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怪不得日本的统治者们，以元老为首，一致把这人类史的惨事认为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的确，第一次大战把日本帝国主义从深刻的矛盾中救了出来，给了它飞速发展的机会。事实上，这次大战包括日本在内，给世界帝国主义体制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因而，如果把眼光放远一些，对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是‘天佑’而是带来了危机，这一点在当时日本执政者中有谁曾多少预想到呢？”^[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