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尊师重教，并将这一传统视为社会文明进步之基。教师不仅是授业的经师，更要做传道的人师，其道德操守、行为举止，向来受到严格的规范。“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师道尊严”。社会重视教育，尊重教师，首先是由于教师德高身正，严于自律，所以教师必须从自身做起，修身养德，致知力行，方能做好教育工作，赢得社会尊重。

（1）最早的师德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的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之所以要任命一个“司徒”，是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的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可见，中国教育的源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敬敷五教”中的“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育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要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他“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主要成就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作“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2）最早对教师提出“师德”要求

教师职业道德是随着教育的发展而发展的。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教育不发达，学校尚未出现，没有专职的教师。常常由一些有感情、有经验的长者来担任。长者的职责就是传授部落内部的儿童和青年种植、捕鱼、狩猎等方面的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这时，只有一些教育活动中的粗浅行为习惯和朦胧的师德意识。

我国最早对教师提出明确道德要求是在商周时期，商周时期是师德产生的萌芽时期。(www.daowen.com)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开创时期，先秦诸子的道德学说为中国道德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后来的文化教育，道德理论包括师德理论，大都可以从先秦找到根芽。《汉官仪》有记载，太学博士须“生事爱敬，丧没如礼”。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中国已设立不同层次的学校。战国末期的《学记》中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与之相对应的是教师这一职业的出现，对“师德”也有了要求。先秦时期文化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其实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这些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一批思想家、教育家，在开办“自由讲座”，创办“私学”等教学活动中，对师德都进行了论述。

西汉时期，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雏形，也奠定了封建社会教师职业道德的基础。从西汉起，教师的聘用已形成规制。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朝廷置“五经博士”，为太学培养教师。所谓“五经博士”就是今天所说的国学教授，五经即《易》《书》《诗》《礼》《春秋》，每经设一博士。到西汉末年，因教学需要逐渐增至14家，故又有“五经十四博士”一说。早期教师“上岗”一般通过征辟或荐举产生，推荐时不是仅凭关系就能被朝廷聘用，还要有保举状，相当于现代的“证明信”。由此可见，西汉时虽然没有“教师资格证”，但对教育工作者的从业资格有严格的要求，要有德行、有学识，还得身体健康，且第一点就强调“师德”：太学博士须“生事爱敬，丧没如礼”。如果品德有问题，就算再精通四书五经也没有用。此后的历朝历代对“为人师表”的教师师德同样都极为重视，且将之作为从业的先决条件。

（3）古代对大学教师品德的管理

唐朝时期对大学教师的管理就已经很重视了，《明会典》记载，“凡教官怠于师训……从纠举惩治”。“师德”是能否聘用的先决条件，上岗以后也不得放松要求。中央官学的行政主官是祭酒（相当于今大学校长），间或也要参与一线教学，给学生讲课。专职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三类，他们专职教学育人，不理他务。这些人作为朝廷命官，全都得接受素质和业务考评。唐朝中央官学对教师订立了专门的考课制度，以决定升迁、奖惩，由专门负责考评的官员“考功郎中”“考功员外郎”负责。教师不论职位高低、资历深浅，每年“小考”一次、3年至5年“大考”一次。据清代徐松所编《登科记考》，教学业务上，“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此外，教师素质也纳入考评范围，据柳宗元《河东先生集》的说法，“非博雅庄敬之流”是不可能得到提升的。

北宋时，对教师选聘和素质要求作进一步规范，并首创了“教官试”制度，即一年一考，三考为一任。范仲淹、王安石等北宋政治家、教育家都曾强调教师上岗要把关，要有素质考核。这种“考”不仅限于教学业务，还包括教师本人的品行操守。范仲淹称：“教授应实行专选。”王安石兴学时更专设了挑选学官的考试，强调“必试中而后授”。宋朝还让学生参与到教师考评过程中，有些课程安排多名教师讲授，由学生自由选听，“以较优劣善否”。

明朝对教师素质管理全面制度化，国子监既是教育机构，也是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关，设有“五厅六堂”。“五厅”分别是绳愆厅、博士厅、典籍厅、典薄厅、常馔厅。其中的“绳愆厅”在中国教育管理史上有标志性意义。“绳愆厅”相当于今教育部或高校的“纪检”，内设监丞一名，类似纪检官员，职权宽泛，负责颁定学习规制、稽察师生勤惰等，连学校财务支出都管。据《元史·百官志》，元朝已设立此职务，协助祭酒搞好教学管理。明朝绳愆厅不仅管学生，如果教师言谈举止不当，也要像现代《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提出的那样，对其品行进行监管并上报。据《明会典·国子监·监规》，绳愆厅设有监丞：“凡教官怠于师训，生员有戾规矩，并课业不精，廪膳不洁，并从纠举惩治。”还设有“集愆册”（过失登记簿），师生有过错皆“纠惩之，而书之集愆册”。绳愆厅甚至可以动用刑权，“刑具”有竹篦（系一头劈开的竹棍）：初犯记过，再犯篦5下，三犯10下，四犯开除、充军或罚充吏役。

清朝在同治皇帝于公元1862年登基、同年创立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清末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以前，仍继承了明朝的教育管理制度，教师素质仍由监查学生的绳愆厅来管理，不同的是监丞增至两名，满、汉各一，监查力度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