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是收集、整理、保存文献信息并提供查询、借阅及相关服务的文化设施。图书馆通过保存文献亦即知识的载体，为人类保存着知识。回溯图书馆的历史，可以发现，图书馆的文献资源规模、服务模式、服务流程、组织架构乃至空间结构均与知识产品的载体形式及技术的演变密切相关。图书馆的历史演进可以概述为如下的变迁路径：由封闭到开放，由被动服务到主动合作。

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只能依靠抄写来制作图书，图书馆的藏书量非常有限。例如，从公元760年开始，圣加仑修道院的修道士们就开始用羊皮纸抄写经文，以便诵读、保存和流传。到9世纪晚期，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位于瑞士东北部的圣加仑修道院图书馆积累了约300册藏书。英语library一词源于拉丁语librarium，原义即为藏书之所。即使是欧洲早期大学图书馆的规模也不大，藏书主要是靠抄写或赠送。例如，创建于1424年的剑桥大学图书馆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但在建立之初只有76卷捐赠的图书。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成立于1167年，然而，其总图书馆直到1602年才正式建成于伦敦西北的牛津，藏书2000多册。早期大学图书馆的管理方式极其简单。例如，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剑桥大学图书馆一直由大学的牧师会兼管，直到1577年才聘任了专门的图书馆员和馆长。早期图书馆的图书目录类似于财产登记簿，图书呈经台式地摆放，大部分图书都用铁锁链牵在书桌上。知识的载体被禁锢了，其应有的知识传播价值就难以得到充分实现。

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纸张取代了羊皮，活字印刷技术取代了抄写，对图书的生产和传播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图书的生产和藏存服务不再合一，图书出版和图书馆分野为两个专门行业，大规模、大范围传播知识成为可能。印刷型图书的大量出版使图书馆藏书以空前的速度增加。藏书量的激增促使图书馆的管理方式日益专门化。书桌已难以容纳摆放馆内日益增多的藏书，高大的书柜取而代之。铁链加锁的图书和读经台式的书籍放置方式逐渐被废弃。大阅览室式的图书馆被分隔出众多小间。图书馆的建筑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图书馆的建筑设计也因此有了特殊的要求，诸如，要求图书馆采光充足，便于读者阅览；防止潮湿，利于纸质文献的保存；对图书馆尤其是书库楼板的承重也有了特别的安全标准和要求。

保存知识的载体本身并不是图书馆的最终目的。图书馆通过专业能力对图书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组织和管理，将知识信息有效地分享给读者，进而推进知识的进步才是图书馆特别是大学图书馆的使命和价值。学者们希望把图书馆变成他们学术研习的场所、学术休闲的栖息之地。大学图书馆及其保存的文献资源构成了大学的核心必要设施。由水泥钢筋建筑而成的图书馆融入了师生和校友的情感，不再冰冷。

回顾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国内图书馆，纸质文献是馆藏文献资源的主体，服务模式以人工为主，服务流程主要是围绕“纸质文献”与“人工服务”来设计和不断优化。不夸张地讲，这种模式甚至可追溯至17世纪乃至之前的图书馆。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移动信息技术和硬件设备的进步，尤其是近几年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文献资源的载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变革，知识产品的提供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知识的生产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读者的阅读模式和习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读者的需求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馆藏结构及服务模式也随之开始发生着变革。尽管纸质图书依然散发着独特魅力，但是，数字化驱动发展是所有图书馆的必然选择。

因此，在做好目前工作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展望10年乃至20年之后大学图书馆的可能样态。坦率地讲，任何预测都难以精准，甚至失误得贻笑大方。但是，图书馆的数字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知识服务的影响，对知识产品表现方式的影响，对知识产品提供方式的影响，对知识生产模式的影响，同时也基于读者的文献信息素养、信息技术素养以及阅读习惯和对文献资源的个性需求等影响，对如下问题的思考有助于对图书馆未来的展望和谋划：图书馆与知识产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会有哪些变革？图书馆与知识产品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会有哪些变革？图书馆与知识产品需求者（包括知识产品的学习者和未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会有哪些变革？这些变革，对于图书馆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应该主动因应甚至引导前述系列变革。

毫无疑问，大学图书馆不同于公共图书馆。教育部于2015年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第二条明确，“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应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相适应，其水平是学校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数字化的文献资源内容和数字服务技术，意味着大学图书馆应该更加主动地为师生的教学科研提供文献资源服务，助推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往能力的提升。具体而言，大学图书馆应该借助数字化技术，更加主动地进行文献资源及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效地供给更多的服务内容和方式，有针对性地激发、引导并满足不同类别读者对文献信息服务内容的个性需求，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精准的文献资源服务：对于学生读者，图书馆可以提供与教学过程融为一体的文献资源服务，服务于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对于学者读者，图书馆可以提供与其科研全过程融为一体的文献资源服务，通过服务学者服务科研工作、服务学科建设。

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图书馆持续生成并积累海量的读者行为数据。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反映了不同的工作理念和工作目标。基于数据，可以分析馆藏文献资源对读者需求的满足程度、优化文献资源结构、合理配置资源经费比例、强化特色资源建设；可以分析不同读者对馆藏文献资源的利用情况，分析不同类别读者的文献资源需求。本校读者进出图书馆次数、在图书馆驻留时长、借阅及下载文献资源的类型、数量以及学位论文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各类行为数据，可以折射出学风、教风乃至校风。(www.daowen.com)

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图书馆不断积累的校本文献资源数据持续增加，可以搭建本馆的特色资源数据库，彰显校本文献资源的特色优势和学科竞争力；图书馆还可以对既有的内外部数字资源进行不同专题类型的再生产，生成更加富有特色和针对性的数据文献资源。换言之，图书馆的数字化，还意味着图书馆有了这样的可能：不仅是文献资源接受者、储藏者、服务者，而且可以成为数字文献资源产品的再生产者。甚至，数字文献资源的再生产能力将成为图书馆的核心服务能力之一。

总之，未来的图书馆应该是一个以知识产品服务为内核的集知识产品的使用、供给、创新于一体的多边平台，链接着出版商、供应商、作者和读者，成为学术生态环境的核心部分。作为这个多边平台的运营者，图书馆与读者、供应商、出版商和作者之间不再是被动的服务关系，而是主动的合作关系。由于文献资源的数字化、服务模式的数字化以及读者行为的数字化，图书馆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积累、分析、发现和满足不同类别合作者对知识产品的使用、供给和创新的需求的能力，迎来了重新回到大学中心的机会。

中国政法大学的图书馆能否借助数字技术高效完成数字化的转型，提升服务能力，创新服务模式，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馆员队伍的素质、能力和态度。我馆全体馆员秉承艰苦奋斗的传统、爱岗敬业的精神，甘于奉献，勤于创新，乐于服务。特别是学院路校区的同事，更是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他们自2012年9月就转入科研楼地下二层甚至三层工作，在非常糟糕的工作环境下已经坚持了整整7年。我本人自2012年5月起兼任馆长，对此，我心怀歉意。我期盼着我的这些同事早一天像其他部门的同事一样，能够在工作时间享受一丝阳光，即使不一定和煦充沛；能够呼吸着地面之上的空气，即使有时候PM2.5的浓度令人窒息。我馆有一支充满了活力的年轻队伍，他们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着美好的职业向往，有着奉献于大学图书馆事业的愿望。为了持续打造一支能够主动迎接图书馆数字化挑战的馆员队伍，图书馆大力支持刘鸿霞作为团队负责人，携宋姗姗、曹奇敏作为核心成员，吸收了本馆近年新入职的全体新同事组成图书馆青年学术创新团队，在学校的支持下，围绕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大学图书馆的转型进行研究，服务于本馆的工作。创新团队自组建以来，就高效地开展多方面研究工作。这次出版的《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资源与服务报告（2018）》是创新团队的、又一阶段性成果，展示了这一团队职业能力、职业精神和职业向往。《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资源与服务报告（2018）》从文献资源和读者行为两个主要的维度，对本馆资源与服务数据、读者行为数据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深度挖掘与分析。对于《报告》所提改进工作的建议，我照单接收；对团队的工作作风和成效，我深感欣慰。只有深入挖掘并分析各类乃至每一种文献资源与各类乃至每一个读者的相关性，才能够不断优化馆藏文献资源的结构、优化图书馆的服务流程、优化图书馆的内部治理结构，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的定位方可名至实归，并下自成蹊。

对于中国政法大学而言，图书馆青年学术创新团队的许多工作是探索性质的，作为一位兼任馆长，奉行“包容审慎”的态度对待创新团队的工作和工作成果，应该就是对这一团队的最大支持！

时建中

2019年6月27日

于蓟门桥校区老三号楼116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