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区境内土地集中于官僚、资本家与地主富农手中，绝大多数的贫雇农依靠租种土地，扛活打短度日，受尽剥削欺凌。辛苦一年，交租、还债、纳罢苛捐杂税所余无几。丰年尚能勉强糊口。歉年则“糠菜半年粮”或讨荒要饭。1939年秋，洪水泛滥，富者相率逃避，贫者流离失所。1943年日本侵略者因战争需要，加紧对中国人民的压榨，稻米统归军用，种稻者食米视为犯法，种田人多“磕打磕打簸箕落身土”，以致债台高筑。当时境内一般人家都吃由豆饼、橡籽等混合轧制配给的“杂合面儿”。贫户则以野菜、草籽、树叶、树皮等充饥。至解放前夕，郭家台村农民有近三分之一的乞丐户，三合庄农民有的靠冬闲时拾柴担到海河以南或相距40里之遥的大直沽等地换几斤玉米面维持生活。排地一带流传“小排地儿，三趟河。棒子面儿，大粗罗。臭虾酱，就饽饽。白开水，当粥喝”的民谣，是当时年景农民饮食的写照。食既如此，衣不待言，唯有破旧而已。住则简陋而低矮的小土屋。许多农民换锅台时在本村找块灶门砖都找不到。有的农户就栖身于水车房或一窝笼的窝棚内。出门全靠两条腿走在坎坷泥泞的土地上。有些原籍山东的人回故乡探望时，数百里的路程，往返也靠“步撵儿”。那时，不少村庄一个村里也难找出两三辆破旧的“铁驴”自行车。即使是富裕人家，在内外交战，兵祸连接，盗匪蜂起的旧社会，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解放后，实行“耕者有其田”，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50年代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农民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1955年，三合庄农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分值为0.502元，一般劳力年收千余元，家家丰衣足食，翌年许多农户盖起新居。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农村推行集体食堂，吃“大锅饭”。此后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实行“低指标、瓜菜代”。当时粮、棉、油等人民生活必需品都实行定量凭票证供应，有的生产队每人每天定量不过七八两。“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倡“越穷越光荣”。十年动乱，农村的正常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农村经济徘徊不前，1972年有的大队劳动日值10分工仅0.10元，生活当然不会富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民务工、经商、办企业，收入年年增加，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如今东丽区人民，吃粮普遍以细代粗，至1995年，全区农民100%饮上了自来水。饭馆村村有，早点豆浆、牛奶、馄饨、油条等已成习惯。红白喜事或来客人，到饭店里招待也渐成时尚。农民西服革履、毛衣、裘皮服装已司空见惯，再也见不到昔日“夏季赤背烈日下，冬天脚下蒲鞋（蒲草编的鞋）踏，头戴遮耳破毡帽，二大棉袄麻绳扎”的那种农民形象了。

砖房、楼房代替了旧土房。6000多人口的贯庄，1984年就建起了8000余间整齐化一的砖房，是我市最早进行全村统一规划建设的典型村。东堼村1985年就建起了首批农民住宅楼，至1995年全村95%的农户已住进楼房。赵沽里为村民盖起了8万平方米公寓式6层楼的住宅区，掩映在绿树丛中，草坪、雕塑、假山、喷泉，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绝不亚于市内任何一处花园小区。今日东丽区许多农户的居室、客厅装修考究，纤尘不染，舒适的席梦思软床替代了几代人睡过的土炕，沙发、组合家具取代了旧式家具；取暖做饭菜的大锅土灶，早已让位给了天然气、煤气和暖气；室内空调、VCD、音响一应俱全，彩电、冰箱、洗衣机等更成了居家必备之物。至1995年，全区115个行政村全部达到了“小康村”的水平，农民住房人均已达30.07平方米。至1998年，全区10万户中已有住宅电话用户49833户，BP机、大哥大等数不胜数。(www.daowen.com)

解放时境内除京山铁路、津塘公路和津北公路飞机场至城防段外，其余全是土路，全境内无一辆公交汽车。1975年建成的北环铁路横穿境内北部。自1985起，苗街、务本、新兴等9个村修筑了15条总长15.63公里的民用仓储运输铁路专用线。现在已有京津塘高速公路与津北、津汉等市级以上的公路12条，境内总长度达166.96公里；11条区级公路已逾百公里；乡村公路97条，已达250公里。不仅村村通公路，许多村庄连里巷也都修成水泥路面，彻底改变了晴天尘土飞扬，雨季趟水跋泥的状况。自1954年17路公共汽车由市内通至张贵庄后，至1995年已有49、151、154、185等共20多路公共汽车通至境内各地，另有私人小中巴专线多条，再加上村村、处处都有的出租车和坐落于境内，拥有国际国内航线41条，每周340个航班，通航39个国内外大型城市的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东丽区交通可谓四通八达。境内农民坐飞机旅游、经商、探亲者为数不少。年轻人骑摩托车兜风，村干部坐“奔驰”、“蓝鸟”等高级轿车早已不足为奇。

全区农民人均年收入，已由1978年的190元上升为1998年的4501元，这是老辈人过去衣无蔽体，食不果腹时做梦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