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丽区区境古为渤海之域，成陆之后，区境隶属多变，解放前分属天津县和宁河县。直至1953年5月建立津东郊区，才有了独立的行政建制。1955年5月改称东郊区，1958年10月并入河东区，称新立村人民公社，1962年2月恢复东郊区建制，1992年3月更名东丽区。

根据5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张贵庄战国墓与军粮城唐墓的挖掘考证，及1987年文物普查时在大郑庄、务本村一带发现的汉代窑址、瓦当等，均证明当时即有先民聚居生息。尤以军粮城在汉至唐时一直地处海口，成为历代聚积军粮和兵家必争之地。《天津城市发展史管突窥》（卞僧慧著）中称：“天津地区的中心先后有三。汉、晋、唐在今军粮城一带，为海港城镇；元代在大直沽，为河港；明、清城市初建时期，中心在三岔河口一带。”与当地民间“先有军粮城，后有天津卫”之说完全一致。

明永乐年间，境内已有海河沿岸的吴嘴、冯口、泥窝、卧河、老袁庄、大杨庄等与金钟河沿岸的大毕庄、于堡、赤土村及中部的程林庄、荒草坨、贯庄等38村。清代增加到85村（后分化为90村）。解放时即逾百村。

东丽区境乃退海之地，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世世代代辛勤劳作，开拓耕耘，将不毛之地的盐碱荒滩改变为良田。清同治四年（1865），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会同兵部尚书万青藜“奏请在军粮城西官荒马厂中”垦荒种稻，获准后，于同治五年（1866）“开渠三道（今东河、中河、西河），分地成排，计得地五百余顷，出示招民认垦，开种稻田”。从此有了小东庄、中营、东大桥、中河、四合庄、新兴村与今幺六桥回族乡的12个村庄（1942年建村的大东庄除外）。直至1945年，这18个村近40平方公里的地方仍统称为“排地”。

排地的稻米晶莹若玉，清香四溢，与小站米毫厘不爽。旧时，小农经济，又无电力，靠牲畜拉水车，灌溉力不足，只得水旱轮作。落旱时排地农民习种瓜、棉。排地的西瓜或香瓜，因土质、水源和品种好，皮薄粒小，含糖量高，味美适口而被天津人交口称赞。排地的棉花色泽洁白，纤维细长，在天津纺织业中备受欢迎。密如蛛网的稻田沟渠中河蟹俯拾即是，有时爬入农户家中，故排地有“稻米香、瓜如蜜，棉花纤维长又细，螃蟹爬进饭锅里”的俗谚。(www.daowen.com)

民国时期，境内的土地颇引起一些军阀、政客们的垂青和“光顾”。自1920年始，先后有曾任安徽督军的倪嗣冲、江西督军的陈光远和曾任大总统的曹锟等在境内大量购买土地，多者万余亩，少者数千亩。或办农场招工垦种，或派管家招佃收租，对劳动人民进行盘剥，从中渔利。今小东庄镇的老圈村（原称曹家老圈）与新立镇四合庄的曹家圈就都是当年曹锟的土地。一些官僚、资本家也在境内占有大量的土地。如今的穆家台、郭家稻地、官房等村都留下当年土地占有者的烙印。

东丽区在旧社会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起，每次帝国主义只要从塘沽或北塘登陆进犯津京，境内海河沿岸、京山铁路沿线及（天）津北（塘）公路附近的人民便惨遭涂炭。泥窝、军粮城、南大桥等许多村庄都有被洋人杀死的冤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俄法联军占据了军粮城火车站。转年，法军300人驻扎于军粮城杨台，并建立了“法国营盘”。直奉交战后，才由奉军113师师长李振棠下令拆除，并将兵营的砖瓦木料移建为苗街小学。

1937年，日军侵华后，不仅占据了军粮城、张贵庄火车站，而且在张贵庄东北建军用机场（今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前身），驻扎军队，在军粮城建机米厂以供军需。与此同时还办起了兴农、大安、大陆、中野、大康、近松、富士等遍布境内的17个农场，占地9万余亩，对中国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和奴役。1938年，打着“剿匪”幌子的日军，在大新庄、刘辛庄等村制造了烧毁民房百余间，屠杀中国人民百余名的“排地惨案”。东丽区人民更忘不了这块土地上，中国人种水稻而日本人不允许吃一粒米，违者惨遭杀害的岁月。

东丽区人民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革命斗争精神。1916年10月，法国殖民者强占老西开事件发生后，彼时受外国传教士控制的仁慈庄（今向阳村）天主教徒们，在教会与国家利益处于尖锐矛盾之际，毅然选择了“爱国为荣，媚外为耻”和维护国权国土的立场，从全村仅有百余名人中选出男女代表30余人，在交通极不便利的情况下，怀揣干粮，会同附近的许多回族同胞，跋涉数十里到望海楼、天津市警察厅等处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国权国土”等口号，加入到全市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的爱国队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