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商业是随着漕运和盐业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元朝至明朝永乐年间，漕运船只云集，东至侯家后，西到永丰屯，粮囤储仓不断兴建，官兵民工日益增多，南北土特产品交易繁忙，并运往华北内地。当时四方商贾沿南运河两岸的侯家后、估衣街、北门外、针市街、竹竿巷临河而居，商业贸易得到发展并日渐繁荣。到清朝，北门外一带已成为北方经济贸易集散地和繁华的商业中心。1860年天津辟为通商口岸，洋货大量涌进，都屯集在北门外一带的洋货街、估衣街、针市街、竹竿巷，并销往内地及天津周边地区。估衣街是天津最早的商业街，明末清初时这里的估衣店铺多达36家，估衣零星摊点无计其数。到了清朝末年，逐渐成为布匹绸缎、皮、凉货物、瓷器颜料、南纸国药及鞋帽等商业贸易集散地。其中最大的行业是绸缎布匹店，有远近驰名的谦祥益、瑞蚨祥、瑞林祥、元隆等字号。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估衣街上不仅大商店林立，而且中小商店也是鳞次栉比，长不足800米的估衣街，商户达120多家。北大关是往来津门的漕粮船、商货船等船只停泊、验关纳税的必经之处，因此，各种船只索性在这里卸货、装货，后来北大关及周边街巷逐渐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北大关附近的竹竿巷是商业荟萃之地，在20世纪初，到此进行棉纱、杂货、药材、纸张、茶叶、麻袋交易的各地客商络绎不绝。当时天津各行各业，包括各银行、银号、商号及外商银行，要通过华账房办理申汇事宜，不论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两宝银或银元的申汇，都要以竹竿巷附近的公记经纪人进行成交为依据。因此，竹竿巷虽小，但在经济上却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对促进天津金融、贸易的繁荣，沟通南北物资交流起到了巨大作用。河北大街是北大关的主要通衢，也是通往京城及天津西北各省县的要道。这里百业兴盛，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是城乡物资交流的集散地。临街两侧开设300多户商店和作坊，涉及到50多个行业，主要有土产杂品、五金铁器、竹藤檀木、苇席麻绳、缸瓦瓷器等。特别是五金铁器业，对华北、西北、东北等地最有影响。

1937年到1945年，由于日军的抢掠骚扰，各个商号无法经营，有的停业，有的转移到当时的法租界梨栈（今劝业场）一带经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对商店敲诈勒索、层层盘剥，至使各商号难以维计，纷纷倒闭。从此远近闻名的商业中心走向衰落。

解放后，人民政府为安定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制定了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成立消费合作社，平抑物价，使80%的私营商店相继恢复营业。1952年全面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合营、劳资两利”的方针，使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1956年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区57个行业的3207家资本主义工商户，从业人员9213人，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对4787户个体商贩分期分批实行合作小组、联购联销，按行业成立20个总店、26个经理区的管理机构，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商业体系。(www.daowen.com)

1958年后，商业经营管理体制几经更迭，把总店、经理区、商店管理组织合并为8大公司，即副食公司、百货公司、煤建公司、饮食公司、粮食零售公司、福利公司、糖业烟酒果品公司、修配废品公司。1962年10月区政府建立财政贸易委员会，大抓人民生活，积极组织货源，改进分配办法，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坚决贯彻“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方针，做好市场供应、稳定市场秩序、保证商业税收和利润指标的完成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桥区根据市零售商业全部下放区属管理的精神，建立区供给服务系统革委会，统管全区商业、服务业下属的76个基层，1978年4月企业不再设革委会，恢复了党委领导下经理负责制的领导体制。改革开放以来，商业迅速发展，1979年到1994年，新建改造商业网点200个，增加营业面积六万平方米。重建大胡同商业街，翻新扩建了近10倍面积的大胡同百货商场；恢复了百年老店同升和鞋帽店；新建14层九洲饭店和历史悠久的天一坊饭庄；重新修建了在华北、西北、东北驰名的红桥小百货批发市场。特别是小百货批发大楼、天奕商城、天津都行在大胡同地区建立，形成了大胡同地区市场群落，使从业人员达到12800人，日客流量10万人次，年成交额30.5亿元，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大胡同小百货批发一期市场，1992年营业摊位1300个，年成交额15亿元，年创税收1000万元。1995年成为全国十大批发市场之一。此外，这里还有4个专业市场，即东风鞋业、鸟市小食品、单街子服装、大棚走廊小百货市场，共有摊位800个，年成交额4.5亿元，年创税3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