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是一门为人类创造生存空间环境的科学和艺术，是横跨工程技术和人文艺术的学科。当代生态建筑学从整体有机联系上以生态规律来揭示并协调人、建筑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图书馆作为一种极富代表性的公共建筑，一向是人们心中的知识圣地，其建筑本身也是人类文明史的宝贵财富之一。图书馆建筑不单纯追求宏伟庄重，更要讲究建筑的功用，讲究人与资源及周边环境的和谐共生。随着文化与科技的互动交融，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社会教育不可缺少的服务机构，当代图书馆已然成为信息世界有序化的社会公器与激励学习的最佳场所。有鉴于此，建筑学与图书馆学的交叉研究对于提升图书馆空间价值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3]。

图书馆首先是一个场所(Place)，但不是简单的堆积图书的场所，就如同一个家不仅仅只是房子一样。图书馆是具有一定的物理馆藏资源和特定功能的地方，能提供馆员工作、读者学习及交往活动所需，并通过组织信息资源使之对读者可取可用，增加信息资源附加值。一定场所位置上的图书馆建筑形成不同类型的图书馆空间。场所本身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不同的场所具有不同的特征，从建筑学角度是指一个人记忆的物体化和空间化，亦即人们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图书馆是一个储存、传播知识和文明、汇集和管理知识载体的场所，能满足人们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图书馆的文化特性、安定特性使之成为有求知欲的人最理想的地方，是给读者增添知识的地方，也是读者学习的重要场所^[4]。而空间再造这个概念也来源于建筑学，本意是把旧建筑物的内部空间进行重新改造而使原建筑物具有另外一种功能^[5]。

在图书馆相关的建筑学文献方面，17 世纪以前，西方讨论图书馆设计的文献很少，加布里埃尔·诺代(Gabriel Naudé)的《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意见》和克劳德·克莱门特(Claude Clément)的《图书馆组织论》是有关这一主题的最早一批论著。在这两者之中，诺代谈设计较少而谈藏书较多；克莱门特的著作强调了装饰、陈列对于图书馆的重要性，宣扬图书馆作为“博物馆”、作为奉献给缪斯之场所的概念。这些观念被设计者接受，从而激发了洛可可时代那些宏伟图书馆的建设。20世纪中后期出版过很多与图书馆设计有关的论著，有些书是建筑师写的，比如米歇尔·布劳尼(Michael Brawne)的《图书馆建筑与设备》(1970年)，在现代主义的背景下表现了对空间规划、模块化和所谓“功能性”设计的着迷。美国建筑师迈克尔·J.克罗斯比(Michael J Crosbie)所著《现代图书馆建筑——公共·大学·社区》收录了大小规模不同的公共与学校图书馆，指出空间设计在数字化时代仍然是图书馆建筑设计关注的重点，数字技术逐渐被物理空间所吸收，图书馆建筑的本质问题并没有随技术的更新而改变。可见在一定时期内，图书馆文献中出现两种分化，图书馆馆员更多关心如何收纳馆藏，提供设备与服务的基本层面，建筑设计师则更加关注空间的表现，两者各自发展，却没有合作起来，也没有关注使用者的问题。(www.daowen.com)

国内关于图书馆建筑设计的著作主要包括以下成果。王文友、沈国尧、莫炯琦等人在《高等学校图书馆建筑设计图集》(1996年)收录了1993年之前77项图书馆，其中大多为改革开放之后十多年的新建扩建高等学校图书馆建筑中的优秀作品，反映了20世纪教育馆舍建设热潮时的以功能组织以及服务为重点的导向；鲍家声于2002年编著的《现代图书馆建筑设计》和2004年编著的《图书馆建筑设计手册》，都是图书馆建筑设计指导丛书，后者为前者的补充，梳理了国内外图书馆的发展概况并对我国图书馆类型分类，由场所到空间逐级深入探讨图书馆选址、造型、功能构成、空间组织、具体空间设计、设计过程解析，由大到小、由客体到主体讲述了图书馆建筑的设计^[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