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陉自从百团大战战后，日军“蚕食”“扫荡”更加疯狂，进入了抗战最剧烈最艰苦的阶段。敌人从1941年3月到1942年底，先后实施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将井陉全县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我解放区）。在敌占区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用驱赶民众、圈村管制的办法，实行大编乡，全县共划36个大乡4个镇。强迫群众登记户口，拍照片，颁发良民证；建立“爱护村”，组织自卫团，强迫各村青壮年进行操练，扩充伪军，加紧对人民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用一切办法巩固其占领，扩大其统治。伪保安队由3个中队增加到9个中队；并组织和扩大了新民会、特务队、别动队和讨伐队等特务组织。在学校普设日课，对学生进行“中日亲善”“中日团结”的奴化教育。还利用和收买道会门，造谣欺骗，曲解我党政策，破坏统一战线，配合敌之“清剿扫荡”。在游击区及接敌区，敌军以“封锁”“蚕食”为主，特务与武装结合，恐怖与怀柔兼施，步步进逼，强迫人民与日军“接头”，替日军“维持”，或扶持伪政权，或制造无人区。并在根据地和游击区之间挖修封锁沟墙与增修碉堡，借以防止根据地力量深入敌占区活动。对根据地，敌军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以达到彻底摧毁我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一切抗日力量的目的。

从1940年秋季以后，日军就对我根据地实行“蚕食”和大“扫荡”。“蚕食”是进行大“扫荡”的序幕和准备。日军通过其占领点，逐渐由边缘区向腹心地“蚕食”，压缩根据地的活动范围；并在“蚕食”中配合“扫荡”，插入根据地中心，企图内线外线双管齐下，把根据地武装力量歼灭，一块块吃掉。到1941年，日军在其统治区以县城为中心，前后扩修了16条乡村公路，长达500余里。沿路设碉堡和守护房屋，派自卫团看守。在根据地与游击区结合部，山上修边墙、筑碉堡，路北长达百余里；路南长达90余里。在沟涧挖沟壕、设卡子，对紧邻边墙外靠近根据地一侧村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边墙内各村挖沟修壕，借公路壕沟和边墙将县城和各据点联结起来。在封锁线内侧，大量增修碉堡，至1943年，全县共修筑据点40多个，碉堡100多个，密度较1940年增加一倍，几乎每个重要山头都有，有的一村多达五六个，形成了以公路为剑，沟墙为线，碉堡为锁的封锁格子网。敌人以这些手段，织成一道窒息我根据地的封锁线。

◎南芦庄边墙

◎乏驴岭碉堡

日军在“蚕食”“封锁”的同时，还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扫荡”。这一时期敌人“扫荡”的特点是：次数增多，兵力增强，时间延长。“扫荡”的方式，也由短促突击式转为长期的“清剿”“驻剿”，由分散的“扫荡”转为集中优势兵力的“扫荡”，由长驱直入的线式进攻，转到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在战术上采取了“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辗转抉剔”等方法。1941年至1943年，敌人对井陉根据地大规模进攻和“扫荡”达五、六次之多。每次“扫荡”组织放火队、破坏队、运粮队、烧杀队、宣传队，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烧杀抢掠，几乎每一次都是遇人就杀，有房即烧，见东西必抢，无辜群众惨遭杀害，不少妇女受尽野兽们的蹂躏后被残杀，灭绝人性的日军连初生的婴儿都不放过，幼小稚嫩的生命惨遭摧残。每次“扫荡”过后，“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路南最为惨烈“扫荡”有两次：一是1941年秋，在南北芦庄、大王帮、南北孤台等8个村烧杀，熊熊大火，周余未熄，350多人被屠杀，4000多人被抓走，猪、羊、驴、鹅抢光，生产工具成灰，造成10里宽30里长的无人区。二是1942年日军烧毁胡家滩等9个村民房4000余间，枪杀群众多人，许多妇女遭敌奸污。在路北，最为残酷的是1943年冬，敌军集中40000兵力对北岳区历时三个月的大“扫荡”。在这次“扫荡”中，敌人以万余兵力，分14路向我路北根据地实行“分进合击”“纵横清剿”，时间持续半个多月。在黑水坪一带，有将近400名群众被敌人用枪打、刀砍、火烧、奸杀、推崖、塞井、活埋、石头砸等办法惨杀，并将南要子、桃王庄、出六里等村造成无人区。特别是100多群众在老虎洞被敌人用毒瓦斯窒息而亡，惨状不忍目睹。在敌人这种灭绝人性的屠杀下，根据地尸体遍野，血流成河，有无数幼儿失去自己的父母，有无数妇女失去自己的丈夫，有无数男子失去自己的妻子，有无数群众无家可归，有无数家庭全家被杀。(www.daowen.com)

◎日本人用瓦斯制造的使100多群众窒息而死的“老虎洞惨案”遗址

◎抗日相持阶段井陉形势图

敌军频繁地“扫荡”“蚕食”，使根据地发展遇到严重困难，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人口减少。1942年路南根据地的范围，仅有胡家滩等13个村庄，4000多口人；路北根据地，仅有南到辛庄，北到冶西，东到大王庙，20余个村1万余人口了。除此之外，其他全部变为游击区和敌占区。外加灾荒侵袭，根据地军民处于内外交困的严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