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是人类对知识的认知发展不断深化的结果。在中世纪的古典教育理论中，教育的首要特征是百科全书式的，其目标是以人类学识的总体教育学生。卡西奥多鲁斯的作品《论七艺》，涵括了当时的全部学问。公元7世纪，塞尔维亚的著名作家伊西多尔在《词源学》中将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所有知识，自低级向高级依次总结为文学、医学、法学、自然史、神学，第一次明确了“三科”与“四艺”的提法，“三科”，包括文法、修辞和辩证法；“四艺”，则包括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三科”与“四艺”有着两种不同的取向：“三科”是面向人类的心智，是关于人的真理的人文学科；“四艺”则是面向真实世界中的事物，是自然科学。当时，人们认为教育的目标并不在于培养人的某项专业技能，而在于形塑人整体的心智，需要整体的知识。“自由七艺”可谓是教育的根基，被比作智慧的七根支柱、七大行星、七项德行。

从17世纪开始，一种与人文主义截然相反的教育理论学说出现了，其认为教育是在现实世界里寻求精神修养的工具，这种教育学说也被称为功能主义。人们希望创造出合格的公民，为他们提供一些派得上用场的知识，使他们能够胜任社会有朝一日派给他们的工作。现代教育理论家夸美纽斯提出“教育的所有内容，都必须对此生乃至来世具有真正的用途”。功能主义学说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的发展，直至今日，高等学校除了研究高深学问，还在更多的层面体现了就业导向的力量。

科学是一个统一体，不同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大学的组织机构特性看，高等教育系统是由分化成碎片的知识武装起来的专业人员构成的“知识群体”组合而成的系统。这些知识群体有各自不同的“思想”和“工作”方式，在各自专业领域独立生产，拥有自己的“文化小屋”，这种知识群体的划分形成了学科和专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受到所归属的专业和服务的大学这两种力量的制约。

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学科制度。学科是知识专门化、制度化的结果。学科在高等学校中被固化，随着人类认识世界的不断深入和知识的增长，学科被不断地细分，例如，在早期的学科划分中，并没有电子专业，电子专业是19世纪初伴随着工业革命产生的新学科，最早只有电学，后来电学分成电工学和电子学，电子学又分成固体电子学和真空电子学，固体电子学又分成高频的和低频的，被分为模拟和数字，被分为器件和系统，系统又分为通信、广播、遥感等。

至21世纪，学科发展的新特征则表现为交叉和融合。自20世纪后期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相互激荡、相互渗透的大趋势，并在信息、生命和新材料及其交叉领域酝酿着新的突破。人们称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这不仅是指信息科技本身的重大突破，更是指信息科技向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生物信息学、医药信息学、环境信息学、建筑信息学、信息经济学、农业信息学以及数字化制造、数字化战场等，无不体现信息科技与其他方面的科技相互交融生长的时代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新学科的产生，但和以前细分出来的新学科具有本质的区别。深化的研究使得学科的界限不是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模糊了。

为适应这一时代潮流，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无不将发展“交叉学科”和促进“学科交叉”放在重要位置。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交叉中心”成为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亮点，跨学科（inter-discipline）研究和跨系（cross-department）研究成为重要趋势。总体上看，学科交叉的动力主要源自以下几点：(www.daowen.com)

（1）人类正在走向后工业化时代，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复杂性问题，如能源、全球气候变化、生命等，这些重大挑战所提出的科学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从单个学科或多学科合作分工加以解释或解决，必须通过多学科共同研究，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道路。

（2）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政府对科研的投入力度前所未有。政府也更倾向于向体量更大的项目投入更多的经费，这意味着普通的研究者很难获得更多的资源。为了在科研经费上获得政府更多的支持，很多单独学科也都在学科的交叉地带积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交叉学科的提案更有说服力，也更容易积聚实力。

（3）出于经济发展和对科技成果的需要，政府部门更倾向于支持实际应用意义明显，对政府或学校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甚至短期见效的项目。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不得不承担更多应用研究以支撑产业发展，这些向实际应用以至产品和服务的倾斜，也要求交叉学科的支持。

（4）从社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看，社会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例如，学工程的学生从事金融行业往往更有优势。学科交叉的理念，有助于招收更加优秀的学生，也符合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在新的世纪，学科发展的历史将是互相交叉融合的历史，同时也将是一个不断产生出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新兴学科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