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等学校参与协同创新的动机

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系统在经费资助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政府财政预算的缩减、经费分配方式的改变和经费的多样性，如更倾向于可商用的科研和支持教学的科研。20世纪末期开始出现了“第二次学术革命”，高等学校要在新知识的扩散和应用上作出贡献，通过研究成果的转化来促进科学与社会的整合。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机构，需要在已有的领域内进行重新组合，同时在新的领域内要敢于尝试风险性投资，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范围内做更多的尝试。

在国家、产业和学术的多重作用下，大学必须对各种机会迅速作出反应，并随时准备适应变化。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不可避免地要为社会提供服务。大学正在成为多元的机构：有若干个目标、若干个权利中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由于竞争不断加剧，大学应当在战略规划中对发展目标和与其他组织的合作给予描述，尽管合作有时有违大学的天性，以及大学“只有我们对这个学科了解”的自信。高等学校与其他组织之间最重要的合作是产学研合作，核心价值在于将具有不同价值体系、功能的高等学校、政府和企业融为一体并在发展地方社会经济上统一起来，形成知识领域、行政领域和产业领域的三力合一。

2.高等学校与企业的合作

诸多的已有研究均认为，高等学校通过与工业界的合作，获得了科研经费的巨大支持，但是若合作能够帮助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同时又能提高社会地位和名誉，那么即使没有强大的经济利益驱使，高等学校也会考虑合作的可能性。

李廉水按照合作创新的内容不同、各方合作的紧密程度不同，将我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组织方式归纳为四种：①政府推动的合作创新组织方式，主要包括科学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②自愿组合的合作创新组织方式，主要包括单体性产学研合作创新组织、群体性产学研合作创新组织、集团性产学研合作创新组织和点对应组合型产学研合作创新组织；③合同连接的合作创新组织方式；④共建实体的合作创新组织方式。产学研合作模式选择依据主要考虑势差、需求、技术成熟度及可能的市场潜力等因素。从目前我国产学研合作态势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尚未成形，若要实现高水平、高起点的协同创新，势必需要在健全政府引导调控、外部需求驱动机制上有突破性进展。(www.daowen.com)

3.大学的组织变革

大学与产业的合作，在组织层面引发了新的挑战。大学日益面临伦理和道义上的选择：一方面要满足公众利益，另一方面要保持组织的整体性。高等教育的学者们探讨了大学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市场行为，有些学者如Clark认为，“大学科学研究的转换是正常且不可避免的”，Manuel Crespo和Houssine Dridi提出，大学产业关系的强化带来了利益上的冲突和潜在的功能失调，学术研究的实践更加倾向于知识产权商用。折中观点则认为尽管学术资本化在大多数大学是个事实，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失控，仅有少数的科学家因为追求赚钱的机会而影响他们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一些大学正处在历史紧要关头，要么对商业化作出强制性的限制规定，要么顺应时势，改变他们固有的习惯以及在教学、科研和社会地位方面的特征。

大学为应对外部社会多样化的环境，开始组织转型，大学的某些核心任务深层次结构发生了改变。大学的科研组织，历史地被固定在系的结构，这一模式的例外是有组织的科研单位（the organized research unit，ORU），是系外没有授予学位地位的学术单位。有组织的科研机构是在外部和内部共同力量作用下产生的，教师对自身职业发展的关心以及高等学校行政领导的发展战略都是促成其产生的原因。有组织的科研机构的主要特征包括：①双向过程，科研机构本身和经费资助者的积极参与；②由顶尖大学领导这种组织模式，并借此来提升其自身已有的科研能力和优势；③有组织的科研模式在科学研究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提升了组织的声誉。大学在科研组织形式上面临着新的选择，如何变革现有的以系为主的组织结构，同时又要为新生的有组织的科研模式提供创新的环境和制度。大学需要新的制度化的安排，不同学科与专业之间存在着隔阂，这是知识生产制度化的必然产物。当趣味不同、发展途径迥异的学科聚合在一起，组成知识共同体“大学”时，必然会发生摩擦与碰撞。所谓大学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大学内部进行有效的协调与整合。

知识生产模式和制度的变迁对高等学校的使命产生了外部影响，高等学校有动机进行适应性选择，参与协同创新，在参与协同创新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机制障碍，需要通过组织变革来应对外部和内部创新环境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