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高等教育功能的多样化，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在促进社会发展上的作用也日益增强。与此同时，传统高等教育分权体制的弊端在一些国家也日益暴露，“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调控已成大势，各市场经济国家的高等教育职能明显加强”[36]。各国政府逐渐将高等教育的规划与发展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并不断加强高等教育宏观调控力度。虽然各国调控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如有人将其分为“起促进作用的国家”和“起干预作用的国家”[37]，但无论是以往强调中央集权制教育行政的国家，还是原来实行充分地方自治的民主国家，在注重宏观调控的认识上几乎达成了惊人的一致。从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变化中能够观察到一个国际的趋势，即各国政府在越来越把高等教育的发展、革新和多样化的责任转移到各高等院校的同时，保留制定广泛的政策，特别是预算政策的特权的趋势。政府的宏观调控对促进高等教育的合理分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高等教育合理分流的基本前提。政府对高等教育分流的宏观调控主要体现在：

第一，通过立法手段确立国家涉足高等教育的基本权限，宏观指导高等教育的分流。教育立法是对教育管理和决策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对高等教育的分流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各国关于高等教育的立法均规定高等教育活动的性质、目标、职责和权限等，从而在根本上规定着高等教育分流。法国是一个崇尚集权的国家，为了激发高等教育分流的活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连续制定了几部法律，如1968年的《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1984年的《萨瓦里高等教育指导法》、1986年的《德瓦凯高等教育指导法》等高等教育的专门法案，对高等教育的分流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向来在教育管理体制上崇尚彻底分权的美国，也于1965年颁布《高等教育法》，第一次开始加大其对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教育立法对高等教育分流的影响还突出地体现在其对高等教育机构、高等教育结构、高等教育对象等的直接作用上。例如，美国二战后通过的《军人权利法案》使200多万名退役军人获得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日本1950年修订《学校教育法》，规定设立临时短期大学，并于1965年再次修正《学校教育法》，正式将短期大学规定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部分，有力推动了短期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通过教育预测和规划来指导高等教育的分流。高等教育的分流要求有一定的计划性，要根据一定时期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劳动力市场的特定状况等作出合理的预测和规划。政府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一任务。二战以后，各国政府均注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适时推出相应的计划来指导高等教育的分流和发展。法国从第四个国家计划开始正式涉及高等教育计划，并将其作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高等教育计划包括对高等教育的目标政策、入学人数预测、毕业生数预测、职业变化预测、毕业生就业率预测、教育经费增减等。英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起也先后发表高等教育发展的白皮书和绿皮书，对发展本国的高等教育作出了全面的整体规划，如1983年的白皮书公布了未来三年教育发展的规划数字，其中对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学生人数作了预测和规划。1985年英国政府发布的《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绿皮书也是一份高等教育规划文件。美国教育统计中心每两年提出一次《美国教育统计预测》报告。美国教育部在1989年也曾提出过一个1990年—2000年高校学生数的预测。日本1976年提出《关于有计划地整顿高等教育》、1979年提出《关于后期计划》的报告，都强调有计划地培养人才和纠正高等教育机构地区间分布的不合理、专业构成不均匀的状况。又如澳大利亚政府在1987年的绿皮书中明确指出：增加总入学率，包括高级学位数，要从1987年的475000增加到2001年的530000；增加所有的毕业生数量，从1986年的约88000增加到2001年的100000[38]。(www.daowen.com)

第三，通过宣传导向、经济调节、行政干预、政策鼓励等辅助手段来调控高等教育的分流。宣传导向主要是通过向学生介绍部分高校或相关专业的信息，公布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及其专业教育的行情，从而引导学生报考相应的学校和专业。经济调节包括国家从财政上资助偏远地区从而促进高等教育合理的地域布局。如美国根据州平等化准则，向许多学区提供额外的经费。行政干预指政府通过政令、政策、通告、条例、建议、警告等行政措施，对高等教育的分流实行调节。政策鼓励旨在通过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学生报考相对冷门的专业，从而保持合理的分流比例；反之，也制定限制政策，以减少不合理的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