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考察，高等教育分流对象的选择在农业社会主要集中于官宦贵族之子，因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即大批文官官员或绅士阶层。工业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科技人才，于是高等教育选择对象逐渐弱化等级门第等社会背景因素，注重以能力取才的观念开始被广泛接受，不同阶层的学生得以平等竞争而跻身于高等教育行列。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更需要普及文化知识，培养创新型人才。高等教育不仅肩负着培养一般智力型劳动大军的任务，还承担着培养创新型高精尖人才的重任，因此，在高等教育对象选择上更强调多样性。在策略应用上既有一般选择策略，又有特殊选择策略。

（一）一般选择策略

无论是中等教育毕业资格证书制国家，还是高考选拔入学制国家，传统上一般分流对象主要集中在普通中学毕业生中进行选择。这种选择策略是基于学术能力方面的因素考虑的。由于学制结构和大中学校课程设置的影响，普通中学（普通高中）的主要教育任务就是为升大学做准备[2]，其课程内容偏重于学术性，并与高等教育衔接密切。因此，这种选择保证了生源质量，便于大学教学，保证了大学学术水平。但这种选择策略把大量的青年排除在高等教育的大门之外，充分暴露出其不公平性。尤其处于弱势群体的学生，他们因多方面原因在中等教育中就处于不利地位而不能进入普通中学上学，不能享受高等教育就意味着他们的不利地位只会加深。为了改变这种选择对象的局限性，许多国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选择策略，以弥补传统分流选择对象的不足。

（二）特殊选择策略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者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普及化的发展以及学习化社会的形成，高等教育分流更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在分流对象的选择上，仅仅一般选择策略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分流发展需求，于是各国都采取了各具特色的一些选择策略。这些特殊选择策略把目光投向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人群、有工作经历的成人和其他一些弱势群体，充分显示了高等教育分流的科学性和公平性。

第一，普职互通。传统高等教育一般把受职业教育的中学生排除在外。随着各国中等教育综合化运动，普通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普通化的教育改革，加上各种职业技术性高等院校的兴起，高等教育的大门逐渐向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开放。英国的普职相互打通，彼此可以互相选课，职业资格证书与普通教育证书之间可以相互折算，为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提供了平等的入学机会。法国“哈比改革”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结合，职业高中毕业的学生凭借“职业高中毕业证书”，也可以直接升入大学学习。联邦德国高等专科学校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中高级技术人才，很重视实践与应用方面的教育与研究。主要招收中等专科学校的毕业生，而中等专科学校主要招收实科中学毕业生。为职业教育开辟高等教育道路，有利于更广泛地普及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丰富高等教育的层次和类别，为社会培养不同层次的技术人才。

第二，“第二教育路径”。随着教育民主化呼声的不断高涨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那些没能获得任何毕业证书的学生日益成为高等教育分流选择对象关注的一个问题。各国纷纷推出改革方案，扩大高等教育选择面。法国早在1969年就设立了“大学专门入学考试”。经过这个考试及格的，也可以上大学。这样，就为那些没有高中毕业会考文凭但有同等学力的人，开辟了一条升大学的新途径。在过去的联邦德国，为了扩大教育机会，使一些有志向有能力而又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进入完全中学读书的青年能进入大学学习，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辟了“第二教育路径”。即为未能上大学的青年开办以上大学为目的的业余完全中学、业余实科中学、中学夜校或全日制补习学校。学完规定课程并通过所在学校考试合格者，就可获得上大学的资格。与此类似，瑞士也采取了“教育的第二路径”，为那些没有资格的学生提供机会。(www.daowen.com)

第三，打破年龄限制，把选择对象扩大到成年人。由于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结构不断提出挑战，在信息社会，知识更新周期日益缩短，广大成人对知识的渴求与日俱增。再加上不少国家认为工作经历有利于促进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于是许多国家在选择对象上特别偏爱有工作经历的成年人。瑞典规定，凡满25岁以上的、有5年实际工龄的成年人，可以直接申请大学学习所需要的专业。苏联招生一直把工作经历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查因素。在朝鲜的招生中，工人、农民约占新生的1/2，并且针对成人特点，选拔考试只考最基本的知识，比普通高中生高考要容易得多。澳大利亚堪培拉高等教育学院不仅在学生年龄上没限制，而且对没有高中毕业证书的成年人，允许入学试读一年，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经过审核，可以转为正式生。

第四，优待有特殊身份的对象。在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的对象时，有时出于政治目的，有时出于高等学校和中学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一些有特殊身份的学生采取一些优待策略。比如，苏联为了改变大学生的阶级成分，在20世纪20年代，招生对象向工农开放，首先无条件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地发给他们助学金。由于实行了这一策略，大学生的阶级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到1925年，高等学校的学生中工农成分已达到61.5％。在大学生中，共产党员占25.3％，共青团员占29.6％。在当时的苏联，这一策略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巩固革命成果的作用。

对复员军人采取一定优待和鼓励措施成为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分流对象选择的一种重要策略，在美国表现最为突出。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为了安置大量复员军人，“不荒废一代人”，通过了《军人再适应法》即《军人权利法案》，资助复员军人接受高等教育。1945年依据该法进入大学学习的复员军人就达100万[3]，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且也确实培养了大量国家急需的人才。

对中学优秀学生实行一定优待策略，一方面可以鼓励中学提高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可以保证给高等院校输送优质生源。如在波兰，政府规定，全国各学科竞赛的优胜者、中学的优等生，可以不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而直接升入高等学校。只是他们所选的学科专业要同他们个人擅长的学科专业一致。另外，美国有些私立院校很注意录取本校校友子女。这些学校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联络感情，得到稳定的学生来源；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得到校友的捐赠，增加学校的收入。例如哈佛大学1975年招生时，有500名校友子女报考，录取了200人，5人中录取2人，而其他考生，则是6人中录取1人。

第五，关注弱势群体。在传统高等教育对象选择上，女性、少数民族、有色人种、社会底层子女和残疾学生等往往受到歧视。伴随教育民主化进程，各国政府日益关注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分流选择对象也日益向弱势群体倾斜。许多国家采取降低录取标准、优先录取等措施，使女性、少数民族、有色人种等群体在高等学校的比例不断提高。比如，泰国为了照顾边远地区的知识青年就近入学，许多大学可以保留40％的招生名额，由学校自己举行入学考试，在附近地区的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

第六，招收留学生。把留学生作为选择对象，一方面是从经济方面考虑，另一方面是从学术方面考虑。由于各国高等教育经费日益紧张，为了增加学校收入，许多学校招收海外学生，通过收取高昂的学费来弥补大学经费的短缺。比如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招收了大量留学生。美国每年留学生能创收130亿美元。澳大利亚政府近日又公布了新的海外教育政策，鼓励和吸引更多的海外学生来澳读书。来自海外的学生每年为澳大利亚带来50亿澳元的收益，但是联邦教育部部长尼尔森表示还要提高这一数字。当然，招收留学生也可以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比如奥地利萨尔茨堡的莫扎特音乐和表演艺术大学，对新生挑选很严格，不看他们的肤色、国籍和门第，而完全看他们的才华。所有录取的学生中，将近一半是外国学生，来自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中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是这一选择策略使该校能一直享有高水平的学术声誉。在新加坡，高等学校很重视招收外籍学生，一般按招生总额的20％来掌握。对此，国内有一些意见认为大学的招生名额还不能满足国内申请者的需要，不应当拿出这么多的名额来招收外籍学生。但新加坡的前任教育部部长兼新加坡大学名誉校长陈庆炎就说过这样的话：“从学术的立场而言，光是本地生是不宜的而且是危险的，国际学生智能上的互相激励是学术成长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