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流”是指学生从一种分流渠道转换到另一种分流渠道的活动。完整意义上的转流包括“转专业”、“转校”和“转系统”三种形式：“转专业”即从一种学科专业转流到另一种学科专业，或者在某一学科内从一个专业方向转到另一个专业方向；“转校”是指从一所高校转流到另一所高校；“转系统”是指从普教系统转流到职教系统，或从职教系统转流到普教系统。在高等教育分流实践中，大学生在分流进入某一高校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之后，其中有些人由于某种原因具有转专业、转校、转系统等流动要求，促使高校开辟一定的分流渠道，通过一定的分流方式，以满足学生们的“转流”需要，由此就促进了“转流型”模式的产生。由于“转校”和“转系统”两种形式涉及多层面的体制与管理问题，这里只重点讨论专业式转流。所谓“适时”是指转专业的时机要恰当。因此，“适时转流型”模式就是高校根据社会变化的要求、学生的兴趣与条件以及学校自身专业的发展状况，在适当的时机允许学生转换学科专业的分流模式。

“适时转流型”模式以英国“新大学”为代表。英国是欧洲中世纪大学发源地之一，牛津、剑桥是英国最古老的两所大学，因而具有深厚的高等教育文化传统。英国是一个地方分权型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是通过财政政策调控高等学校的分流活动。出于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英国由政府出资创办一批“新大学”，如圣戴维斯学院、格拉斯哥皇家科技学院等。这些“新大学”针对英国大学教育过早和过分专门化的问题，对教学体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进行了重大改革[9]。在教学体制和专业设置方面，他们不按专业划分系科和学部，而是实行跨学科的学院制，这就为学生的专业转流提供了条件。

英国“新大学”强调教育要适合人的个性发展需要，尊重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和利益需求。1988年的英国“教育改革法”明确地肯定了学生及其家长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英国的教育市场化发展进程中，学生被视为教育中的“顾客”，是教育系统中的“上帝”。专业和课程是高校提供给学生的“产品”，而作为顾客的学生其购买力是由产品的质量所决定的。所以，英国高校的学生有很大的自主权来选择要学习的专业和课程。学生入学时，可根据学分和自己爱好选择感兴趣的专业和课程模块来学习，自定学习进度和学习方式，如果学生中途改变兴趣，也可自由修改自己的学业计划，包括转专业和多选课程模块。

英国高校的学生专业转流主要有两种具体方式，分别在两个时间段进行。其一是“跨学科专业转流”，一般在第一年末进行；其二是学科专业内部的专业方向转流，一般在第二年末进行。英国高校的学制一般只有三年（医学等专业除外），其课程设置为：一年级一般修必修的基础课程，二年级修专业基础课程，三年级修专业方向课程，其中二、三年级的课程可由学生自主选择或者和导师商量决定。必修课程类似我国的公共基础课程，是所有的学科专业都必须修习的，因此，根据必修课程的学习情况，在第一年末学生可以跨学科转流专业。专业基础课程是某一学科内的专业和专业方向所要修习的课程，因此，根据其学习情况在第二年末学生可以转流专业方向。(www.daowen.com)

英国“新大学”采用学分制，学生要想获得任何一个学位都必须修满一定的学分。学生的专业转流也是依据学生所获学分情况，符合规定学分的要求，才可以转流。因此，专业转流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学生手里，学生可以根据规定自主选择合适的课程和学分，达到要求就可提出申请。无论是转出方还是转入方均根据学分进行操作，这样就使专业转流较为容易。高校主要是通过把好课程考试关，严格学生获得学分的要求，来控制学生的“转流”。近年来，英国政府为调控“转流”也采取了一些举措，比如督促高校完善学分制、选修制；协调各高校相互承认学分；制定一定的政策法规保证学生转流的权利，简化转流的手续等。

英国高校的“适时转流型”模式有一定的优点：其一，有利于提高专业和课程教学质量。学生自主选择专业乃至适时转流的推行，不但体现了因材施教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也给教师带来无形的压力，迫使他们想方设法提高教学质量，以吸引更多的学生选读其所教授的专业和课程。其二，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通过转流不仅使学生最终能够选择适合自己个性发展需要的专业流向，而且转流本身对学生自主性、选择性就是一种培养，因而能够增强学生的能力。其三，关注学生主体的利益。转流使个体具有多次选择专业的机会，使其利益需求得到满足。英国高校的“转流型”模式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转流型”模式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使管理的程序复杂化；二是学生自由转流，如果指导不力或引导不当，有可能导致大批学生从“冷门”专业转往“热门”专业，最终导致分流结构的失衡；三是在生源竞争的条件下，某一专业所在院系的学生转流到另一专业，势必影响转出专业所在院系的利益。如何加强对学生的分流指导，加强高等教育分流的管理，健全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既是国外教育理论界关注的课题，也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课题。